大格局，大历史

看过一些历史书，一些历史小说，会发现作者多少都带一些个人情感，例如:司马迁与孙皓晖对于商鞅的描写和评价完全不同，当年明月对于明朝的偏爱和部分学者对于大清的推崇也各具立场。甚至于宋朝，有人向往他们的经济和福利制度，却也不乏痛心疾首者怒其不争。 但是许先生的立足点和格局却是更高更大。虽然依据朝代顺序展开论述，但从不脱离四大维度，对各个朝代的评价也相对公允。 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大多数人会认为晚清政府需要负主要责任，部分人认为是从乾隆晚年的自负开始。 但许先生直击源头，元、清两代的征服者统治固然难辞其咎，明代的专制也不可忽视。 知识分子没有了思想的自有，上层统治阶级也过于自信，导致科技，文化的发展错失了与世界快速发展接轨的机会，最后导致了落后就挨打的局面，以至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刻。

历史不能只看单一事件，必须看到全局，才不至于管中窥豹——当然，对于其他科目、分析也同样如此。

“对话孙皓晖”读者问答

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大秦帝国》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3月25日上午，观察者网特邀请《大秦帝国》小说作者孙皓晖先生与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文扬研究员对谈“大秦帝国与今日之中国”。活动结束后，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并与两位专家积极互动，其中既有秦亡原因独特视角的解读，也有历史小说创作、重拍大秦帝国等轻松有趣的话题。现将精彩问答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本文系“对话孙皓晖”系列推出的第四篇文章

对于秦亡的原因您现在的看法和当时写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的话不同之处在哪里？又是什么原因使你的想法有了改变？

秦亡的原因是《大秦帝国》以及真实时代所遗留下来最惹人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关于秦灭的原因，被总结出来的原因已经非常多了，那些我就暂且不说了，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暴政亡秦”这个说法绝对站不住脚。如果它果真是暴政我绝不包庇它，说暴政而亡秦的人，不妨认真去下功夫研究秦法，如果你研究秦法能得出结论它是一部烈法、恶法，那么你说秦亡有暴还有基础可支撑。否则你仅仅是拾人牙慧，是把暴秦当口号去唱。

秦的衰亡有两个背景信息值得注意，之前还没有人提及。

第一，秦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政权，秦没有统一大国、管理大国的经验，不知道统一政权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可能产生的动荡是什么，都没有自觉的认识。秦始皇只是一心一意投向建设，比如军队的布防。秦统一中国的时候，六国八次大战都完成了（灭六国是六次，反匈奴一场，反岭南50万大军一场）。八次大战完成以后大军还在边疆驻扎，他认为大军就是用来作战的，所以九原地区只有20多万大军，而50多万大军都下岭南了，中国中心地区反而没有用于维护内部安定的任何军队，丝毫没有意识到统一后维护政治安定的重要性。

秦二世而亡，给后世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和思考，比如大国政权开创初期首要的政治危险在哪里，军队布防和经济建设应该以什么样的节奏进行等。西汉为什么能及时刹车，也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秦亡的历史教训。秦的农民起义能够在数日之间天下响应，绝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发达，而是在基本上没有军队防守的情况下，当时整个内地的政府管理机构被搞得措手不及，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背景。

第二，秦亡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深受战国长期争战的影响。这种惯性造成了天下问政的传统，就是即使你把我打赢了，你的政权也一定有瑕疵和道德上的缺失等等，我依然有重新夺回政权的机会。当时几百年争夺的贵族都在，生生死死纠缠的各国民众对统一政权的认识深度还远不如后代。在这种背景下，秦的灭亡存在着很多偶然因素，我至少能列出20多条，尽管没有一条可以成为秦亡的必然原因，但也至少是其崩溃的诱引。

比如一个直接的偶然性事件便是当始皇帝感觉到自己病重有所不妙时，把蒙毅派往咸阳处理政务，对外宣布的是祷告山川，祈祷皇帝早日健康。派走蒙毅是一个最大的失误，因为始皇帝认为身边的人都不需要防备，而蒙毅做事缜密细心，回去最可靠。蒙毅当时是最重要的郎中令，相当于现在的中办主任或中央秘书长，掌管一些机要权力。蒙毅最讲法制，很瞧不起对赵高，可以说是赵高的天敌。假如蒙毅不走，一直跟在始皇帝身边，哪里有赵高后面的事，哪里有写遗诏写了一半发不出去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偶然因素，扶苏上台会很顺利，按照扶苏的思想倾向，他极有可能要改变始皇帝的政策，轻徭薄赋，秦也就不会灭亡了。

所以我们说历史的延长线有时候还是要看的，尼尔·弗格森写了一本书叫《虚拟的历史》，专门研究假如希特勒没有死会怎么样，假如日本帝国没有被打败会怎么样。虚拟的历史延长线往往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始皇帝北上九阳本来就是要安排后事，假如他再有一两年的时间，那么秦展现出来的历史在中国文明史上，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般被扭曲、被摸黑的模样。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秦亡的原因一个是没有统一大国的经验，另一个则是历史上存在的诸多偶然性。

最后，我觉得秦亡的本质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求治太速，善后无方。求治的愿望太过浓烈，你看始皇帝在位13年时间，统一以后，搞了多少举世震惊大工程。我们今天中国文明的最大遗址十分之八九是秦的遗址，从万里长城、兵马俑到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和灵渠仍在使用，郑国渠使用了一半，三个水利工程两个半都还在使用，全世界有几座水利工程是两千多年前建的，而今仍然在使用的？这些放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足以奠定万世不朽的地位了。但是秦太短命了，它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项羽火烧咸阳大火三月不灭，可证明自己的物证、书证也都没有了。但秦亡的原因历史终究会还给它真相的。

探寻当代作家心迹和精神内核

久辛先生嘱我为他的新著《老友旧事》涂抹点文字，“老友”之托，岂敢不从。虽知不自量力，也得斗胆上阵。

在下一直认为，所谓“人情批评”“红包批评”，症结不在于“人情”“红包”上，而在那个“批评”上。难道人与人之间不要“人情”，而要“冷酷无情”不成？难道写文章，支付一点少得可怜的稿酬，也成了要取缔的“红包”？需要警惕的是，因为“人情”“红包”而胡吹乱捧，完全丧失评论客观公正的底线。批评家如能割断“人情”当诤友，拿了“红包”讲真话，那倒是要让人肃然起敬的。因而为“老友”作文，又能持论客观，尽可堂皇为之，是用不着心存芥蒂的。

这部书中的很多文章，都曾在鄙人供职的《文学报》专栏《“独眼”看作家》发表过。用“独眼”做栏题，既有“独眼”之见，难免偏颇之意，也有如同军人打靶用“独眼”瞄准，力求看得更准确之意。坦率地说，当初发表时，大多篇什我并未仔细品读。如今，要写点关于这部书稿的文字，逼迫我必须跟随久辛的“独眼”，也来仔细“瞄”一“瞄”了。我发现，久辛描述这些当代名家的文字风格，与写过《狂雪》的诗人身份完全不对等，因为这里几乎没有诗意，没有夸张和比喻，没有过度的修饰，几乎也缺少诗人常见的灵动飘逸、浪漫情怀，他更像个勤勉而严谨的记者，每一笔都力求精确、明晰。因此，有过多年记者职业生涯的鄙人，不由得而生敬意了。因为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凭借几次普通的接触交往，或聚在一起喝几回酒，就能轻易地流泻出来的。总体而言，这些文字平实而又扎实。有扎实的细部材料作支撑，“平实”便不会流于平淡。形成这些文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或者说需要下两个方面的案头功夫。一是大量的文本阅读。虽然书中对那些作家的作品，没有过多的鉴赏性、品评性文字，但可以看出作者对所写对象的作品是谙熟于心的，因此随手拈来，与对作家的生平叙事形成映照和互证。二是与作家的深度交流。据了解，久辛为了写一篇短短的文章，常常要与作家做多次采访式的交谈。可见这些平实而又扎实的勾勒作家画像的文字，得来其实是很不易的。

当代批评界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认知，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观点有霄壤之距。批评界有“唱盛派”和“唱衰派”之说。我认为，简单地“唱盛”或“唱衰”都不是应有的客观态度。当下对当代作家的研究和批评，存在着廉价表扬和粗疏批评并存的状态。现在流行一种批评方法叫“文本分析”，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如果都能够建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已然不易。但仅此，是否就可以止步了呢？在下以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从文本到文本，很难做更深的解读。作品与创作主体，有难以割舍的血肉关联。故先贤有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说的都是文与人的关系。很少看到有批评者，从作品而联系到作家人格成长经历，诸如童年的心理成长环境，生活阅历和经验，作家待人处事的方式等等，来对作家创作状态进行评析。而久辛这部《老友旧事》中提供的大量当代作家的生活细节，研究者可以拿来做深度解读作家作品的辅助依据。而普通读者，则可以通过阅读书中文字，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比如，书中写到莫言童年生活的一件小事：在学校里与同学打赌，把一瓶蓝墨水喝到肚子里，让同学老师从此不敢小看……类似这般鲜活的细节，与莫言后来在文学道路上不甘服输、顽强超越他人的精神状态，难道会没有某种神秘的关联？鲁迅就曾提出，在阅读某个作家作品时，不妨同时也读一读有关这个作家的传记材料。如果对孙皓晖《大秦帝国》持激烈批评的论者，也来读一下书中《孙皓晖的“大争之心”》，是否能对作品多几分理解呢？从这一角度看，久辛这部书无论对专业的研究人员，还是对于普通读者，都有其重要的阅读价值。书中那些关于作家生活创作经历的描述，虽然常常是速写式的寥寥几笔，其中投射出的却是颇堪玩味的作家心理轨迹和精神人格信息。

让我稍感不满足的是，作者多事实的呈现，而少有延伸式的评析；多褒扬，而少质疑和反思。不过，既是“老友旧事”，本来就重在“事”而不在评和思，我的不满就有点苛求了。

（作者陈歆耕为《文学报》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