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小说的构思与写作

本书是美国悬疑小说作家、“天才雷普利”系列作者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关于悬疑小说的一份经典写作指南，也是她对自己和他人的作品进行回顾检阅的文学评论。

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她在这本书里讲述失败的篇幅与成功的篇幅是等同的。书中的十一章涉及小说创作中的方方面面，从灵感的萌芽、视角的选择，到情节的推进、初稿的修订，等等。海史密斯以自己的几部著名作品（《天才雷普利》《玻璃牢房》《火车上的陌生人》）为研究案例，剖析这些经典作品前后的打磨过程，还以罕见的平直和谦卑的姿态，将自己遇到的障碍和疑难一一道来。

在海史密斯看来，作家要做的就是表达自己与他人的差异。在这种开放的精神之下，写作并不神秘，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 ，1921—1995

美国作家，195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火车上的陌生人》，1951年被希区柯克改编成同名电影。1955年出版“雷普利系列”的第一本《天才雷普利》，一举奠定其在文坛的地位，该系列小说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世界。海史密斯的小说代表作还有《卡罗尔》（1952，作家化名克莱尔•摩根出版）、《深水》（1957）、《玻璃牢房》（1964）、《双面门神》（1964）等，其短篇小说集代表作有《动物爱好者的野蛮谋杀书》（1986）、《厌女症短故事》（1986）等。

推理故事为什么让人着迷？

推理小说是广受读者喜爱的文学类型，它主要依靠推理方式解开故事谜题，最常见的是以侦探事件为主题，主角以敏锐观察和理性分析解决某一案件。如今，引进及原创推理小说均大量出版，而且在我国影视、游戏中，推理技法成为极具魅力的关键元素。

在这些推理作品中，有时故事只是刺激感官，做脑力过山车，有时候，推理过程最终要通向我们人生与命运的谜题。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推理大无限》，从推理小说的本体价值、叙事元素出发，旨在为读者详细解释“什么是推理”。据悉，本书作者卢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任教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资深推理迷、推理文学研究学者，她曾在《书都》杂志开设“推理+∞”专栏，在“三联中读”开设专栏《推理的盛宴——与侦探一起发现60次在场证明》《推理小说面面观——敲开侦探之门》。

推理小说：赋予现代城市生活的寓言和预言价值

推理小说历史悠久，从十九世纪的福尔摩斯到二十一世纪的丹·布朗，从古代公案小说到如今紫金陈的“推理之王”系列，从欧美到日本，推理题材一直不断发展变化，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和主题。

很多读者倾向于本格派推理小说，喜欢破案过程中充满解谜的趣味和游戏性，给自己带来智力上的满足感。而有些读者喜欢社会派推理小说，这些故事可能没有惊悚复杂的案件，却充满了人物内心纠葛，常能反映社会问题，引发深层思考。

但推理小说宇宙浩瀚，远不止于上述两种，读者读它们的时候，究竟在读什么？

《推理大无限》从这座宇宙中梳理出四条线索来讲述推理小说各个层面的阅读乐趣和精神享受，也即是本书的四个部分，分别是“论辩会”“讲故事”“观世界”“思想殿”。前两个部分基于对推理类型、主题和叙事技巧的深度洞察，构建了文学与历史的坐标系。

其中，“论辩会”的八篇文章对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本身的分类以及美学特征进行了剖析。

比如《本格派 VS 社会派 ：推理界的少林和武当》一章，作者将“本格派”和“社会派”两种推理小说类型比作两大武术门派进行阐述，也介绍了两种类型不同的“侦探美学”。作者在这一部分也从侦探小说的兴盛源头入手，介绍了作家G.K.切斯特顿以及英国伯明翰学派对侦探推理小说的“辩护”。

卢冶认为，侦探推理文学兴盛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彼时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化生活，人们有了新的时尚和节奏，密密匝匝的工厂与住宅形成迷宫般的都市丛林，这种空间催生出了“开膛手杰克案”这样的可怕的连环杀手，以及各类制造恶性案件的犯罪团伙。而侦探小说，就是在文学家乃至哲学家对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生活批判思潮下诞生的。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切斯特顿将中产阶级的谋杀与莎士比亚的剧本、与森林里的动物和日月星辰相提并论，强调这种体裁本身就享有古典悲剧的深意。切斯特顿最终总结道：侦探小说是“都市生活的宣言”“赋予现代城市生活的寓言和预言价值”。

在书中，作者也通过《重写中国公案的外国人》《中国侦探推理文学到底“出圈”没？》两个章节，探讨了中国推理小说从民国至今的发展，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的荷兰汉学家、外交家高罗佩将中国公案和西方侦探故事的混血融通，创作出的如今仍然非常火热的“狄公案”系列故事。

《推理大无限》的“讲故事”部分，作者则从叙事层面讨论推理，推理小说何以讲得好看的“基础知识”——譬如暴风雪山庄、孤单模式、连环杀人等元素为何历久弥新，这一部分相当于拆解了推理小说的“故事发动机”，可以让读者了解到推理小说的创作技巧。

在本书的后两个部分“观世界”与“思想殿”中，作者希望带领读者进入推理宇宙的“高层”境界。

“观世界”中，作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民俗学、艺术等角度观察推理小说。

比如在《心理 ：旧罪阴影长》一章，作者提到：“心理学和心理故事题材总是覆盖着天生的神秘氛围和暗黑色彩，也构成了西方侦探小说初兴之时的基调。”在早期，推理小说的心理学元素，主要体现于对时代的折射。如英国浪漫悬疑小说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写于 1938 年的《蝴蝶梦》，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哥特小说里幽暗的庄园大宅、凄美的鬼魂、哀怨的情爱故事等元素，灌装在以当代乱世为背景的新的婚姻和谋杀议题新瓶中，并转化成新型的侦探推理故事。这部作品被著名悬念大师导演希区柯克拍成经典电影，经久不衰。故事中不散的“阴魂”，也流行于“二战”后的诸多悬疑小说和电影中。这种故事的流行，实际上与战后的一个群体心理阴影有关：究竟是什么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在《蝴蝶梦》中，它被转化成这样一个心理命题 ：为什么一个死去多年的人物，却对活人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本书最后一部分 “思想殿”，以案例分析式的方法介绍了四位作家的推理之路以及他们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分别是英国文坛巨匠切斯特顿、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文学大师博尔赫斯，意大利小说家、符号学家、哲学家安伯托·艾柯。

作者认为，最具特色的是两位“非典型”侦探推理小说家博尔赫斯与艾柯。以博尔赫斯为例：作者认为，博尔赫斯的文学野心是将阿根廷的国族历史文化记忆拿来做天问，归于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探讨，而这种根本的疑问是他整个创作的动力，因而，博尔赫斯喜欢利用侦探推理小说的方法进行创作，但他“绝不会严格遵守侦探小说的类型规则”，他利用推理小说喜欢使用的结构、逻辑、符号以及解谜动力，“找到了一种在短篇小说当中容纳壮丽史诗的方法”。

除了心理学、民俗学、符号学的分析，《推理大无限》还将推理与精神分析学、“元叙事”、佛教法相宗（唯识学）等各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思想联系起来，不断给予读者以新的阅读角度。

卢冶在序言中写：推理小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现代都市生活的诗意宣言，是大众传媒兴起后流传最广的文学类型……它在现代史上曾发挥的影响，以及它正在、可能带给你的价值，要比下午茶的惬意和晚睡前的放松更深、更高、更细致、更宏远。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的类型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性还是有所欠缺，往往写得好中国的故事，却写不好中国故事，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谈到中国悬疑文学写作，许多读者首先会想到的是上海作家蔡骏，因为此，他身上聚集了诸多赞誉和批评，而这一切，都被他视为是对自己的鼓励和对当下悬疑写作生态的反思。今年由他发起的世界华语悬疑大赛便是他推动悬疑写作的一个举动，在国内类型写作本就偏弱的背景下，悬疑写作要想获得更大的突破和形成力量，自然需要更多像蔡骏这样的新作者出现，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能为悬疑写作制造产业化的格局。

多年来，蔡骏始终在探索悬疑写作的更多可能性，从早期的惊悚悬疑到心理悬疑，再到现实题材的关怀介入，乃至与其他类型兼容，他在不同场合都说起自己对未来写作的“雄心壮志”，他希望悬疑写作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与世界同行站在一个水平位置上。今年12月即将推出的新作《宛如昨日》是一个从科幻角度引发的悬疑故事，备受读者期待。正如他所说，不放弃与保持好奇心是他不断产生新作并且推进思考的原因，“类型小说缺乏对社会现实关怀，往往写得好中国的故事，却写不好中国故事”，这不妨看作是他对自己和同行的诚意提醒。

许多人提到类型文学，就会判定这个作家很会讲故事，很懂写作技巧，然后忽略作品的更多变化和表达，我觉得对你来说也存在这种误解和被低估，并且持续了许多年。

蔡骏：可能存在吧，但最终作家要靠作品说话。但有的作品，如果被打上太过浓重的标签，可能其也不太容易被其他领域的作家或评论家看到。反过来也是的，有的纯文学作家的作品，其故事性和叙述技巧是非常强的，但因为是在纯文学领域传播，也可能不为市场大众所知。

你的读者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学生群体，他们的阅读趣味可能要求你快速提供感官刺激强烈的惊悚悬疑故事，我注意到当他们年长之后会反过来不满足于你的作品，而近几年你的作品风格其实也有很大变化和进步，这其间的阅读市场反馈会让你如何调整自己？

蔡骏：我首先还是满足于自己内心的创作欲望，每个读者都在自己生命的某个阶段喜欢这样或那样的作品，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少年时候读金庸，长大后再反过来读的少之又少。不同的风格与类型，以及不同的阅读层次，总会有不同的读者存在，每一片都可能是茫茫的蓝海，我觉得这片蓝海之大，我还远远没有深入进去呢。

读者期待类型文学出现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这样的经典作家作品

国内提到悬疑类作家，多半都会提到你，作为标杆性的类型作家，有许多喜欢你的读者自然也有批评的声音，也是因为对这个类型期待有更好的作品出来，在你眼中，国内的悬疑类写作生态存在什么问题？

蔡骏：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类型创作可能过于浮躁，过于把目标集中在影视化的变现，而往往忽略文本自身的价值，成为影视作品的附庸。这些问题，需要有更多更强大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读者层面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好的类型小说和严肃小说其实并没有云泥之别，比如侦探类悬疑类的作家国外有爱伦·坡、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等大作家堪称经典，你认为对于悬疑这个类型来说，中外真正的差距和差异在哪里？

蔡骏：国内的悬疑类型写作跟欧美日本相比，当然还处于幼稚期与成长期，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即便是按照欧美的标准，中国的悬疑小说依然有自己的特色，也会形成中国的风格。我觉得主要的差距在于创作底蕴还不足，毕竟国外有那么多年的积淀和传承，而国内往往要么是模仿，要么是自创一格，当然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始创作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类型小说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性还是有所欠缺，往往写得好中国的故事，却写不好中国故事，我觉得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许多类型文学是沉溺于架空的，自然忽视了现实其实有太多素材可以充实自己，比如你多次在小说里写到平凡青年的爱情理想、底层生存困境、保持希望和奋斗等品质等等，在近作《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里，你也更多引入了历史问题、社会心理、贫富问题等话题，当下时代的种种现实是有助于拓展悬疑写作的广度和深度的。

蔡骏：当然是这样。我举个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剧烈变迁的时候，就出现了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等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这极大地拓宽了日本推理小说的深度和广度，比如八十年代引进中国的诸多日本电影《人证》《砂器》等等。而当今的中国，可能比那个时代的日本有过之而无及，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大时代，而不是小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通过悬疑文学这个类型，可能更容易表现出当下中国社会光怪陆离的本质。

你现在在作品里聚焦了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从过去的拆迁、春运、交通顽疾到如今的社交网络、雾霾问题、VR虚拟等等，它们制造了中国的当下日常，也刻画了现代化的内在矛盾，这里面显然也看得出你将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日常思考放入其中的尝试。

蔡骏：可能以前写小说，更容易通过想象力去写一些个人经验之外的故事。但是，现在发觉个人经验或者说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可能写出来的力度和深度会更加强大。这大概也是一个作家渐渐成熟的表现。比如斯蒂芬·金的作品，其实有很多能看出他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在缅因州生活的体验。

蔡骏作品频频被改编成影视、话剧

我知道你的《诅咒》系列、《荒村公寓》系列等作品都译介到了海外，类型文学在讲故事优势和全球性话题背景下是否更顺畅收获国外读者市场？

蔡骏：目前我翻译到国外的作品的主流语言有英语、法语和俄语。亚洲语言有韩语、泰语和越南语。我确实觉得，中国的类型文学更容易在国外获得传播，因为纯文学可能更讲究中国文化与中国时代背景的特殊属性，使其与欧美大众读者产生一定距离（个别小众关注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读者可能除外），而类型文学可以轻易地跨越这些文化鸿沟，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的作品。因为当下的全球化与互联网消费的同质化，使得一个在纽约生活的年轻人每天所接触的事物跟一个上海年轻人相差无几，这将拉近不同语种的文化距离，而讲一个好故事则是全世界通行的硬道理。

下个月将要面世的新作《宛如昨日》据称是个科幻与悬疑结合的故事，它是否会继续延续现在你对现实、历史的一些观察和反思？

蔡骏：新书《宛如昨日》即将出版，这仍然是一个犯罪悬疑故事，但书名来自我设计的一套科幻VR设备，能让你发现过去整个人生记忆中的所有细节。这部作品里，我把关注点放到了十八岁的女主人公身上，让她负担巨大的使命和压力，主题是关于对过去罪恶的救赎。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不可避免留下了很多惨痛的伤疤，有些伤疤至今仍然在影响甚至伤害着我们每一个人，而这部作品就是在用过主人公们的努力与牺牲，揭示这些伤疤并且努力地替我们的上一代人“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