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正义：刑事法与生俱来的追求

刑事诉讼的精髓在于对正义的无限追求。刑法更是正义之王，在所有法律中，刑法追求的正义标准最高。很多法律活动实现的是一种“差不多的正义”，民事诉讼中的“两造”相争，经常被敲边鼓：“让他三尺又何妨？”行政诉讼中的部分案件也常以和解的方式结案。民事、行政诉讼更看重社会效果，其重点在于解决社会冲突，化解主要矛盾。但是，现代刑事法的正义差一点也不行，它是个“完美主义者”，永远追求极限正义。即便现代刑事诉讼认可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等制度，也要严格控制其程序和标准。

什么是极限正义：法律逻辑+价值考量

极限正义要求司法官遵守法律逻辑，考察所有细节，实现法律价值的最大化。司法官要挖掘法意，穷尽情理，综合考虑法条、文化、人性等各种因素，让判决经得起历史考验。

极限正义不是极端正义。传统刑法追求的是极端正义，是康德式的绝对主义观念。例如，在康德看来，“杀人偿命”就是绝对命令，如果一个死刑犯同意参与一项危险的实验，即使实验的成功能换来一种对人类有益的药方，也不能免除该罪犯死刑，否则正义就是被标价出卖了，正义就不再是正义了。这是一种孩童式的非黑即白的直觉正义，“宁可同归于尽，也不共创未来”的理论具有道德高度，但缺乏竞争优势。

极端正义贻害无穷，即便假以正义之名。正义的价值不在于“痛快”，而在于实用。刑法学者应当“一眼万年”，不仅要读懂文字中的历史，更要眺望文明的未来。刑法的正义高度，不取决于对罪犯复仇的烈度，而取决于对文明提升的高度。正义的核心不是道德正确，而是解决问题。伟大的价值观应当具有历史穿透力，而不是满足于当下的情感宣泄。

极限正义也不是机械正义。极限正义追求细节化司法，强调千案千面、一案一议，允许司法官结合历史文化、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对法条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同样的术语可以因为场景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法条可以在案例中舞动。对司法官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文字的逻辑，而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对风险的分配。法条不是字典，社会场景赋予了法条含义。例如，对疫情期间的“危险方法”就可以作出不同于平时的扩张解释：在平时，“朝人吐痰”不是刑法中的“暴力袭击”，但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就可以解释为“暴力袭击”。极限正义要求司法官用尽力气考虑每一个细节，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四要件或三阶层的机械公式去定罪。

为何追求极限正义：个人生死+人类未来

刑法追求的是没有终点的正义。对个人而言，刑法可以剥夺其最基本的权利，错判一个案件，重者人头落地，轻者身陷囹圄，有人说“你办的其实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意即在此。对制度而言，刑事判决是国家基本价值的风向标，可以形成连锁的传递效应，乃至扭转时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罪名的适用，起到了明显的应急作用，对控制病毒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对人类而言，刑法调整着进化的方向。刑法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是维护社会和平秩序的天使，用之过度则可能是灭绝人类自然能力的杀手。

刑法不仅能解决今天的冲突，还可以给未来画出蓝图。刑法的每个文字，都是文明的标准；刑法的每个条文，都是文化的产物；刑法的每个案例，都是对人性的考量。甚至，刑法的标点符号，都影响着人类未来。正因如此，刑法中的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例如，刑法第286条之一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该罪关系到数据产业的未来，因为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更需要促进政策，如果把该罪理解为单纯不作为犯，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幸运的是，立法者使用了“拒不改正”这一用语，这样的规定和“不改正”有本质区别。如果条文规定的是“不改正”，意味着只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监管部门命令而未改正，就可能构成犯罪，即单纯不作为可构成犯罪；但是，“拒不改正”则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拒”的积极行为，如对抗监管、将服务器架设到国外以逃避监管等。换言之，多了一个“拒”字，让该罪从单纯不作为犯罪，变成了作为犯罪，这就大大缩小了该罪的处罚范围。

如何寻找极限正义：天使之眼+工匠之手

处理刑法案例，要像天使一样思考，像工匠一样雕琢。司法官的眼里不能只有法条，更要看尽人间冷暖。罪刑法定只是刑法的基础，法条之外的广阔天地仍大有可为，司法官切不可成为条文主义的门徒。在刑法的围墙中，人性、伦理、文化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光芒。司法官也要以毕生所学，在法条允许的范围内，用判决纠正社会的不公。

在信息时代，如果司法官只是机械地适用法条，那么人工智能经过深度学习之后，对法条、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理解，都会逐渐超越司法官。但是，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有天使的思维，它不会在人类的历史、社会的进步中思考判决的社会价值。空读法条，终将一事无成。在司法考试之后，我已经无法完整背出一个刑法条文了，博士毕业后，刑法专著也越读越少，也就理解了爱因斯坦说过的“只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此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著作大大加深了我对刑法的认识。在不同学科知识的交相辉映下，刑法成为述说人性的知识谱，而不是解读文字的注释学。

学者要像工匠一样雕琢法条，法条是被解释者抛光的。法条是昨天的，生活是当下的，两者之间总有鸿沟，这就需要学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例如，立法者设立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但智能手机替代了计算机后，如何把手机解释为“计算机”，就需要根据功能论字斟句酌。

如何实现极限正义：情理之问+良心之治

案例是检验正义的唯一标准。再精美的教义学，如果没有在案例中绽放，都只是镜花水月。再平凡的民众，只要推动了案例的正义，都是人间天使。正是本着追求极限正义的学术本能，我长期跟踪研究了很多热点案例，并得出了与通说或判决不同的结论，主要是为了提醒司法官，任何案例都应当在穷尽所有可能之后才能下判。刑案并非只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这一种正义的颜色，一个伟大的判决不能只考虑一种正义观。

很多文字中流淌着我的泪水。法律的深处是情理，一个对案件不动情的人，就没有机会去追寻一种超越时空的正义。我习惯在深夜写作，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世俗喧嚣和人间烟火，只有良知在黑夜中闪闪发光。分析这些案例时，我常常在不同角色间穿越。有时我会化身被告人，跪求司法官的悲悯；有时我会成为被害人，诉说自己的悲苦；有时我会扮演司法官，寻找正义的光芒。当然，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做一个法律江湖的侠客，白衣如雪，仗剑天涯，手中无法典，心中有正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对法条寸土必争、一字不让，为正义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每一个案例都是昨天的故事，但是，每一个判决都是明天的路标。你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个极限正义教徒的执着。法之大者，非黑非白，无善无恶。我相信你看到的不是辨析正邪的学说，而是仰望星空的目光和兼济苍生的刀笔。

（作者为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极限正义：刑案之道》一书自序，刊发时有删节）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中国当代作家。1983年，发表首部短篇小说《第一宿舍》。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等短篇小说，确立了先锋作家的地位；同年，赴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1990年，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出版。1992年，出版长篇小说《活着》。199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在《收获》杂志发表。2005年至2006年，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兄弟》的上下部，该书因极端现实主义的写作，曾在中国引起争议 。2008年5月，出版随笔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2013年，发表长篇小说《第七天》，并凭借该书获得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 。2015年，出版首部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2018年1月，凭借小说《活着》获得作家出版社超级畅销奖；7月，出版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2021年，出版八年来的首部长篇小说《文城》。

我写下过荒诞的小说，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荒诞派作家，因为我也写下了不荒诞的小说。

荒诞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源远流长，已经是最为重要的叙述品质之一了。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传统来看，荒诞的叙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异，比如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作品，他们的荒诞十分抽象，这和当时的西方各路思潮风起云涌有关，他们的荒诞是贵族式的思考，是饱暖思荒诞。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充满了社会的荒诞性，就是今天的布拉格仍然如此。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是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时候，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以为是他派来取包的，他才知道被偷走了。

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焦急，虽然钱包在身上，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面没有钱。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

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几个警察正坐在楼上打牌，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说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来处理。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一个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

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苦笑地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

我的朋友讲完后说：“所以那个地方会出卡夫卡。”

还有马尔克斯的荒诞，那是拉美政治动荡和生活离奇的见证，今天那里仍然如此，前天晚上我的巴西译者修安琪向我讲述了现在巴西的种种现实。她说自己去一个朋友家，距离自己家只有一百米，如果天黑后，她要叫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回去，否则就会遇到抢劫。她说平时口袋里都要放上救命钱，遇到抢劫时递给劫匪。她的丈夫有一天晚饭后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散步，天还没黑，所以没带上救命钱，结果几个劫匪用枪顶着他的脑门，让他交钱出来，他说没带钱，一个劫匪就用枪狠狠地砸向他的左耳，把他的左耳砸聋了。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巴西著名的球星卡洛斯，夏天休赛期回到巴西，开着他的跑车兜风，手机响了，是巴西一个有上亿人收听的足球广播的主持人打来的，主持人要问卡洛斯几个问题，卡洛斯说让他先把车停好再回答，等他停好车准备回答问题时，一把枪顶住他的脑门了，他急忙对主持人说先让他把钱付了再回答问题。差不多有几千万人听到了这个直播，可是没有人觉得奇怪。

美国的黑色幽默也是荒诞，是海勒他们那个时代的见证。我要说的是，荒诞的叙述在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那里表达出来时，是完全不同的。用卡夫卡式的荒诞去要求贝克特是不合理的，同样用贝克特式的荒诞去要求马尔克斯也是不合理的。

这里浮现出来了一个重要的阅读问题，就是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那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里内心迅速地丰富饱满起来。因为文学从来都是未完成的，荒诞的叙述品质也是未完成的，过去的作家已经写下了形形色色的荒诞作品，今后的作家还会写下与前者不同的林林总总的荒诞作品。

文学的叙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样，需要不断造出新鲜的血液，才能让生命不断前行，假如文学的各类叙述品质已经完成了固定了，那么文学的白血病时代也就来临了。

文字 | 选自《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余华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2月

原标题：《余华 |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

反宗教极端思想，你了解多少？

当前，宗教极端思想已经成为暴力恐怖活动的思想基础，对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构成严重威胁。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全社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宗教极端思想，其本质是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是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一股邪恶的反动势力，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宗教进行任意歪曲篡改，煽动宗教狂热，煽动教派之间、不同信仰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制造暴力冲突。

宗教极端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极端性”、“欺骗性”、“暴力性”和“政治性”。

极端性——是指宗教极端思想是宗教“变异”的产物，它把信仰推向偏激狂热，并向极端方面发展，最终背离了宗教的历史、传统和秩序。

欺骗性——是指宗教极端思想打着“宗教”的旗号欺骗信众。

暴力性——是指宗教极端思想绝对排斥一切异质文化和其他宗教信仰，进而对之拒绝、冲击、打杀、毁灭。

政治性——是指宗教极端思想是在宗教名义下的种种政治行径的精神支柱。它蛊惑、鼓动追随者听命于宗教极端思想的倡导者、鼓吹者、组织者，不择手段地从事有组织的罪恶活动，破坏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破坏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祖国统一、社会稳定。

通过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挑起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教群众与政府的对立，形成对抗政府的现实力量，并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制造社会动乱，导致社会动荡、人心恐慌，严重破坏人民的幸福生活，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目前，在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的突出表现主要是暴恐事件，如：爆炸、杀人、伤害他人，但根源在于宗教极端思想，要从根本上制止暴恐，必须从思想根源上清理和铲除宗教极端主义。

●传播隐蔽性：在宗教名义掩盖下；

●手段：是从事暴恐或分裂活动；

●实质：是一种反社会、反人类、反宗教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势力。

认清“宗教极端主义”和“三股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宗教极端主义是思想根源，暴力恐怖主义是行动手段，民族分裂主义是政治目的。

“三股势力”实际上是同一股势力。“三股势力”是指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其都是反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势力。

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健康发展，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对宗教极端思想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普通民众包括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认清其本质和危害，自觉远离宗教极端思想。

原标题：《反宗教极端思想，你了解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