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美发生着变化新女性写作

在当下，女性文学之美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一种更为有力、更具复杂性，也更具艺术性的女性写作美学在孕育，一种气质卓然的女性写作之苗在生成。

在“新女性写作”专栏里，我们将以每期推出几位作家的方式，关注女性写作的新收获，关注女作家们深具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表达。这个专栏将是展现我们时代优秀青年女作家及优秀女性文学作品的平台，它欢迎每一位对女性写作怀有巨大热忱的写作者到来。

我喜欢美国诗人理查德·威尔伯那首诗《美发生着变化》：

它们不仅是你的；美发生着变化，

这首诗是作家周晓枫推荐给我的，当她在电话那头一字一句念出时，我便记住了这句“美发生着变化”，并时常回味。后来，我以这句诗作为“新女性写作专辑”的书名。

之所以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我对当代女性文学、女性力量和女性精神的理解。2020年，我和《十月》杂志邀请13位女作家发起了“新女性写作专辑”，并在第二年结集出版。那部专辑里的许多作品后来也成了作家的代表作。如果说2021年出版的新女性写作专辑是一个开始，那么，“新女性写作专辑”一直在继续。2021年、2023年，我和《十月》杂志以“女性劳动者”“姐妹情谊”为主题，相继推出了“新女性写作专辑”第二季、第三季。专辑出版以来，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相关评论文章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重要报纸期刊发表，的确推动了新女性写作的发展。但是，我也逐渐意识到，这项工作需要持续推动，而不仅仅是在“妇女节”期间推出专辑。

2024年是《花城》创刊45周年。45年来，《花城》所刊发的深具先锋性和开拓性的作品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发表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都已成为女性文学史上深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持续开设“新女性写作”专栏，邀请、发掘青年一代女性写作者的创作，深入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及女性文学发展是我和《花城》的“不谋而合”。在这个专栏里，我们将以每期推出三位作家的方式，关注女性写作的新收获，关注女作家们深具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表达；当然，也将关注女性写作者们在科幻文学、非虚构写作、乡土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尤其希望陪伴青年女作家们成长。

什么是我所期待的女性写作呢？这是我一直以来试图回答的问题。早在2020年，我曾经写下过自己的理解：

所谓“新女性写作”，是“新的”“女性写作”之意，它与“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命名有重要区别。“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它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它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关系，它认识到，两性之间的性别立场差异其实取决于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同时，它也关注同一性别因阶级（阶层）及国族身份不同而导致的立场（利益）差异。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而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它应该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这是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虽然当年的想法依然未变，但眼下，一种更为有力、更具复杂性，也更具艺术性的女性写作美学正在孕育，一种气质卓然的女性写作之美正在生成，更多的素人女性写作者正在拿起笔，一代青年作家也在迅速成长。从这个角度说，这个专栏是展现女性写作新生力量的平台，它等待每一位对文学怀有巨大热忱的女性写作者的到来。

原标题：《张莉：美发生着变化 | 2024 · 1 · 新女性写作 · 开栏语》

用新语法讲述新女性故事

3月30日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携其主编的新书《平静的海：2024年中国女性小说选》《有情：2024年中国女性散文选》，围绕“用‘女性的看见’讲述新女性故事”在京举办了新书首发分享。本次活动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主办，凤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孙茜主持。

所谓“女性的看见”是指女性作家以独特的观察力和叙事方式，重新发现、书写女性经验，突破传统性别视角的局限。张莉强调说：“这种‘看见’不仅是女性主义的表达，更是对生活多样性的捕捉，包括历史、家庭、社会变迁等广阔的领域。”

以2022年女性文学年选出版为起点，凤凰文艺与张莉教授正式携手。不仅每年结集出版、宣推女性文学年度佳作，有意识地为女性写作在历史的刻度上立起路标，更是搭建一个女性文学阅读的服务平台，构建起女性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促成优秀作品和读者的双向奔赴，让女性和文学互相成就。

“中国女性写作的新语法已经开始生成”

首发式上，张莉将其编选思路概括为以多样性为核心、作品质量优先、团队协作模式三大特质。在她看来，女性写作不应被狭隘定义，既包括个人化表达，也涵盖公共议题；年选强调，入选作品必须是作家当年的最佳代表作，并避免因人情或偏爱而降低标准，“六年来没有一位作家连续入选”；通过包容性讨论，平衡师生观点，保持选本的公正与多元。

谈及当下女性文学的新趋势，张莉认为她们在讲述自己生活时已经越来越放松，哪怕内心不堪，却会用幽默的方式来讲述。“当一个人可以自嘲的时候，内心一定是强大的，中国女性写作的新语法已经开始生成。”

“她们开始从‘苦闷倾诉’转向‘幽默与辽阔’的表达，比如在电影《好东西》中，有一个桥段是小女孩猜声音，那些听来在刮风下雨，甚至河马喝水的声音实际上是妈妈在做家务时发出的声响。这里显然导演是在隐喻女性的劳动，但不再是那么苦大仇深，而是更客观，同时又充满着一种欣赏的方式去解读女性生活的日常。《平静的海》一书中的作品也更放松、更具力量感，体现出‘表面平静，内在深邃’的女性特质。”

《平静的海》和《有情》中收录作品对应的作者年龄覆盖50后至00后，展现出不同世代女性的视角。谈及近年来文艺批评中的一些乱象，张莉主张要“同情理解”，要承认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反对对历史的作品进行道德审判。“文学评价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我们应该聚焦未来，而非苛责过去。”

谈及年选的社会意义，张莉表示希望可以成为女性创作者社群的纽带，赋予写作者“信念感”，同时引导读者关注女性经验。她还明确表示目前不会去做女性诗歌选，“这需要长期的专业浸润，我现有精力还是集中于小说与散文。”

《平静的海：2024年中国女性小说选》

《有情：2024年中国女性散文选》

新女性写作，“指向更广阔的气象”

入选作家们也围绕各自的入选篇目具体论述了创作思路，以及她们对女性写作近年来的观察和思考。

作家、编剧徐小斌1981年便登上文坛。40多年来，她拒绝固定风格，持续进行“文本试验”，即使可能失去读者也在创作中坚持探索。“赫尔曼·黑塞曾说：‘永远不会把爱和风景驻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点。’我的写作永远‘在路上’，去寻找边缘化的表达。”

《隐秘碎片》便是徐小斌在碎片化叙事上的创新尝试。她介绍说，最初计划写成短篇，但发现传统结构无法表达力量，最终采用“碎片化写作”，以呼应这个碎片化时代的阅读习惯。“类似英剧《9号秘事》的叙事手法，每个小片段结尾都会颠覆前文，整体形成莫比乌斯环式的结构。通过非线性的叙事和反转，展现女性心理的复杂性与隐秘性。”

00后上海姑娘胡诗杨，是到场年纪最小的女作家。她的新作《土地的飞行》通过展示方言沟通的障碍，挖掘了外婆赵嫦娥被遮蔽的生命史。通过以年轻一代的视角重述历史，赋予了读者对边缘女性故事的普遍共鸣。“维特根斯坦曾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因而学习方言也是打破隔阂，擦亮新世界的方式。”

谈及对新女性写作的探索，胡诗杨认为应超越传统的“私人化写作”，指向更广阔的气象。“写作终归是要诚实地面对自我，但不应局限于个人经验，而是通过观察他人如外婆来‘双向照亮’自我认知。”

面对文旅热给故乡带来的“泼天富贵”，作家程黧眉却在散文《耀景街16号》中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哈尔滨的文学氛围，展现一代人对文学的纯粹热忱。“我荣幸地经历了那个年代。我们几个年轻人可以在冬夜哈尔滨的江面上谈文学，然后走到中央大街碰到一个女孩子，她又是一个文学青年。那时遍地都是文学青年，热爱文学的人特别多。”

程黧眉认为，尽管如今文学的氛围已不同于90年代，但文学的理想和光辉依然存在于每个人心底。“我希望唤起读者对文学理想的珍视，即使在喧嚣的现实中，也能找到沉浸于文学世界的平静与治愈。”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的散文《北京往事》，以“北京移民”视角记录SKP商圈（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品牌聚集地）的变迁，反思消费主义与地域标签。她在发言中自认是“客居北京30多年的异乡人”，此番写作选择从熟悉的生活半径切入。“有人曾说，北京城市分布特别细致，‘消费的朝阳’、‘文化的东城’、‘教育的西城’……我曾一直以为生活、工作在有文化的地带，但他这么说我也能理解，因为这里有北京的CBD。”

刘琼坦承此次的写作偏中性，但在服饰、饮食等的微观描写上又会自然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敏感度。她认为女性写作不必刻意强调性别标签，女性散文也不必局限于“女性题材”，亦可书写公共历史与城市肌理。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眸中国当代文学的风雨历程，1992年面世的《凤凰琴》绝对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尽管刘醒龙在很多场合表达过对《圣天门口》的格外钟爱，但文学史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作家本人也不例外。其实文学史上存在很多类似的错位，一个作家最喜欢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而大众读者最喜欢的作品也不一定能得到专业读者即批评家的青睐，反过来，批评家高度评价的作品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读者的认同，而无论大众读者还是专业读者对作品的好恶也无法改变作家自身的喜好。所以作品一经产生，它的命运就不再掌控在作家手里，当然最终也不会被批评家所操控，而是取决于文学史的选择。文学史的选择虽然一时也难免会被主观的文学史家所拨弄，但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真正能够构成文学事件的作品是不会被文学史所永远埋没的，而且愈到后来愈能彰显其独特而内在的恒久价值。这就是文学经典的力量，它能够战胜个人的偏见而赢得历史的永恒。想当初，《凤凰琴》在30年前诞生时也遭遇过大众读者与专业批评家的错位评价，即使是在根据《凤凰琴》续写或再创作的《天行者》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依旧存在《圣天门口》优于《天行者》的说法，这对于刘醒龙而言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毕竟有多部作品被拿来反复比较遴选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是一种奢望。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凤凰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还需进一步彰显，尤其是在当前新时代文学处于开创性的历史关口，重温《凤凰琴》及《天行者》的创作风范，可以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新的艺术路径和文学启示。

从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凤凰琴》及《天行者》正是新时代文学所亟需召唤的那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人民史诗”型作品。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国文坛商业化写作之风劲吹，私人化或个人化写作盛行，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民性特质不断被削弱，而此时的刘醒龙仿佛横空出世，他以《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一系列“新现实主义”作品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巨大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而《凤凰琴》更是其中的精品力作。其实这场“新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本质正在于重新恢复被各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削弱的文学人民性特质，重申了中国作家直面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现实、重建文学与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回过头看，当时的先锋批评家们过于执拗，他们沉浸在各种西洋化的文学理念圈套中不能自拔，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的“主义旅行”而忽视了文艺之树长青的秘密在于生活之水永不枯竭的真理。作为当年“新现实主义”文学领头羊的刘醒龙，他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勇气向整个主流文坛发出挑战，即使遭到各种误解与激烈的批评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人民立场与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刘醒龙一直坚持书写黄冈革命老区大别山一带的底层人民生活，他的笔下出现过乡村民办教师、农民革命英雄、乡村基层干部等众多系列人物典型形象，在整体上具有鲜明的“人民史诗”艺术品格。这种“人民史诗”继承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英雄史诗”的革命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传统，同时又吸纳了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写实主义”的日常生活叙事资源，将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相融合，将人民性与人性相融合，从而成为了“新时期文学”过渡到“新时代文学”的历史桥梁。站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高度来看，当年刘醒龙及其《凤凰琴》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作家主动回应人民的呼唤和历史的召唤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们在30年后重读《凤凰琴》依旧能兴致勃勃的重要原因，因为这部经典作品的背后埋藏着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奥秘，需要我们不断去破译。

借助《凤凰琴》及《天行者》的艺术成功，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流问题，尤其是探索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长期占据主潮位置，即使是在那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风起云涌的特定历史时期里，现实主义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现实主义确实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艺术发展策略。有人说《凤凰琴》是“问题小说”，但问题小说并非不能产生艺术精品，在五四问题小说创作潮流中，鲁迅和叶绍钧的问题小说就明显高出时人一筹，成为了一代现实主义文学经典。而在革命问题小说创作潮流中，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力作同样构成了新文学经典。所以《凤凰琴》有社会问题意识不是它的错，而是构成了它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前提，因为历史上众多文学经典都具备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还有人说《凤凰琴》是“主旋律文学”，但问题在于反映了什么样的主旋律和怎么样反映主旋律。如果是简单地把文学变成时代精神主旋律的传声筒那自然是庸俗投机之作，而《凤凰琴》及《天行者》并非如此。刘醒龙在创作中超越了民办教师行业题材的限制，跃进到了反映人民心声和民间疾苦的永恒主旋律境界，而且这种主旋律境界是通过细节精妙的写实技法和含而不露的反讽技巧达成的，这就让人不能不佩服作家在新现实主义小说叙事形态上所作出的宝贵探索。事实上《凤凰琴》及《天行者》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无根之物，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国传统的现象级文本。许多人在重读《凤凰琴》时将其与鲁迅的《孔乙己》、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路遥的《人生》等现当代文学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与阐释，就此重构了《凤凰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谱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这无疑是多少显得有些迟到的文学史褒奖，也是任何文学奖项所不能取代的文学荣耀。这也证明了现实主义精神接力代有新变，它昭示着新时代中国作家必须深切关心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与历史命运，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我们的作家要大胆创作新时代的“问题小说”，要勇敢而深刻地揭示时代主旋律和精神正能量，不要被众说纷纭的话语纷争迷惑了自己的心灵和眼睛，如此方能有力地回答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

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看，《凤凰琴》及《天行者》的经典化进程正在阔步前行。这也给新时代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文学样板。《凤凰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具有独特而内在的经典性或经典特质，因此能被大众读者与专业读者反复阅读与多样阐释，由此构筑了“凤凰琴精神”这个耐人寻味的文学意义世界。这是一个具有无穷魅力的文学地理空间和文学话语空间。它在人民大众的传播中、在专业批评家的阐释中、在电影电视剧编导的改编中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意义世界和话语空间，真正实现了於可训先生30年前的文学预言——“一曲弦歌动四方”。30年后《凤凰琴》依旧弦歌不绝，以底层人民奉献为核心的“凤凰琴精神”早已传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如此深入民心的文学经典化力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奇迹。在全媒体和互联网语境中，刘醒龙的《凤凰琴》及其《天行者》作为一个经典文学IP实际上已然成形。这是一个闪耀着底层人民德性之光与人性之美的纯文学IP，它不是那种世俗化和商业化的文化工业IP，它的出现与存在，彰显了新时代所亟需的文学力量。琴声依旧三十年，不老凤凰意绵绵。《凤凰琴》是说不尽的，刘醒龙也是说不完的，我们期待着宝刀不老的刘醒龙为新时代文学创作出更多具有思想含量和艺术力量的新现实主义力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