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能带兵打仗的十位帅才

所谓帅才，第一治军，第二为谋略，第三为当世功、第四著作思想后世影响，古人云：“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领将者，谓之帅也”。意思就是：能够领兵打仗的人，称之为将军；能带领将军指挥作战的人，称之为统帅。历史长河中名将辈出，能称的上帅的却寥寥数人。接着来小编给出自己心中的帅才10人，欢迎朋友来辩！

排名第一的要属孙武，他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他曾提三万甲兵横 扫强楚五十万，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北击强齐，诸候人人敬畏，使一个小小的吴国一跃成为春 秋未期举足轻重的力量，孙武功不可没，当时人言：孙武得兵三万，无敌矣。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第二位，杀神白起，善于用兵，在秦昭王时率军征战六国，为秦国统一天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白起担任秦国将领30多年，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平生大小70余战，几乎没有败绩，灭敌百万之众，真正意义的常胜将军。比如伊阙之战中，歼灭韩魏联军24万，彻底扫平秦军东进之路。后来又大破楚军，攻入郢都，迫使楚国迁都，让楚国从此一蹶不振。最著名的还是长平之战，白起率军一举歼灭了赵军45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敌战的先例，奠定了自己被后世尊为一代战争杀神的基础。《千字文》将他与廉颇、李牧、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位列战国四大名将之首。因功被封为武安君。

第三位，韩信，西汉三大名将之一，汉初三大功臣之一，被后人称为兵仙，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擅长大军团作战汉家四百年江山一大半是他一人打出来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之战；兵仙神帅；功高震主；独当一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些流传千古的成语典故都和韩信有关。垓下之战；白登之围；井陉之战；楚汉之战；潍水之战都是出自他手笔。

第四位卫青，雪满弓刀，单于夜遁逃。以不占优势的汉家骑兵七击匈奴，无不大胜，确非易事（飞将军李广，极骁勇，与匈奴战也数败，自已被俘，还好逃回来了，还有李陵，李广利，都是全军覆没，再看后世，杨家将，岳家军，徐达，对北方民族，哪一个能保持不败？哪个朝代能有汉家卫青这般对游牧民族保持强势？）。从一个骑奴能平步青云直上大将军之位完全是靠实力和命拼出来的。

第五位霍去病，17岁为冠军候，19岁为骠骑将军），卫青的亲外甥，17岁从征，24岁病亡），短暂一生战功无数，最得意的便是封狼居胥，以数万汉骑长驱直入北地大漠数千里，歼匈奴七万精锐，达狼居山。为人任侠，不喜兵书，属于兵家中的另类，但其随机应变的能力,适合骑兵作战的长途奔袭战术，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如天不妒英才，汉朝历史又会因他而怎样改写。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

在带兵方面，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也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

在用兵方面，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他确实是一个极为杰出的军事家。李靖的《李卫公问对》 、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等著作都赞誉曹操的行军用兵。

在御将方面，于禁、乐进、张辽、徐晃、许褚、典韦、张郃、曹仁等。

曹操不但是卓越的军事家、统帅，还是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和军事理论家，像曹操这样全面的，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中是找不出第二个的。赤壁之战，虽惨败但未伤及元气，行军一生，鲜有败绩，这个人物已被世人了解得太多了，多说无益。

第七位 唐朝卫国公李靖 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直接奠定了唐王朝，李靖勇敢善战，南平萧铣、辅公祏，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历任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逝，年七十九。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赐谥“景武”，陪葬昭陵。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唐玄宗时配享武成王庙，位列十哲。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原著有《李卫公兵法》，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都是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除了将军的称呼之外，还被称为优秀的军事战略家。

唐朝杰出名将，政治家、军事家。

安史之乱[战争]爆发后，拜朔方节度使，率兵勤王，收复河北和河东地区，收复两京，平河东兵变，单骑说服回纥，合兵大破吐蕃。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即位后，拜太尉，中书令，充皇陵使，赐号“尚父”，八十五岁去世，追赠太师，谥号忠武，配飨代宗庙廷，陪葬建陵。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收六郡，四次北伐，金人闻风丧胆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而且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

岳飞在作战中不仅强调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视谋略的作用。明确指出了谋略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

岳飞注意灵活用兵。他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若平原旷野，猝与敌遇，何暇整阵?”因此，他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另外，岳飞还提出“善观敌者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的思想。

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同时，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路装备优于敌人；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

主要成就：南平倭寇，北御蒙古。在古代军队中，士兵训练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只训练不检查又是不行的。训练只是教导了士兵战斗技巧，而经过检验才能知道士兵掌握的真正水平。戚家军因为戚继光从而得名，是明朝的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被誉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

他是政工出身，却总想带兵打仗，不考虑晋升军政委，更愿当副军长

在开国将领中，有很多人都是从政工岗位转向军事岗位的，例如刘亚楼、邓华、陈锡联、杨成武和杨勇等知名将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虽然知名度不高，但在政工时心中始终有一个前线作战的梦想，比如刘贤权少将等。

谈到刘贤权这个名字，很难将他简单地归入政工将领或军事将领的范畴。根据他的履历来看，在土地革命时期，他长期担任政工职务，比如曾任连指导员和师卫生部政委等职务。抗日战争初期，他从后方的民运干事逐渐晋升为民运股长、科长，最后出任冀鲁边区挺进纵队的民运部长，期间他参与了一年多的后勤工作。

随后，他被调任到挺进纵队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真正开始承担军事工作的契机出现在1940年，当时他被任命为鲁西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先后担任了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军区代司令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他被调往东北战场。起初，上级本打算让他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但由于剿匪作战的迫切需要，他被指派到合江军区担当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和绥宁军区司令员。

1947年7月，刘贤权接到了新的任命，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三师的政治委员。对这个调任他似乎略显迟疑，因为当时的师长来自东北军出身，战斗经验相对不足，尤其在运动战和攻坚战方面都不够得心应手，因此他努力协助师长开展工作。

到了1948年，他被调整为第一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这让他在机关工作的角色有些不适应，心中总是渴望能亲赴前线作战。只要有机会，他便不断向上级申请到基层部队去。在不久的时间里，师长彭景文被调到炮兵部队，政委由方国南接任时，师长一职出现空缺。刘贤权请求重返第三师担任师长。虽然他对第三师较为熟悉，但由于刘亚楼参谋长认为他是来自政工背景的人，因此未同意他的请求，最终在梁必业等人的说服下才得以赴任。

后来，第三师改编为38军114师，他在兼任师长的同时也担任副军长，带领部队一路打到滇南，配合陈赓部队作战。不久，他准备被抽调担任武官，但向老首长表明自己仍希望继续留在战斗部队，因此被调任到47军剿匪。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他心中处于焦虑，得知38军是首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他迫切希望能够重返老部队，但因为剿匪任务还未完成不得不忍耐。直到1951年，47军终于迎来了进入朝鲜战场的机会。

当时47军的领导班子经历了重大变动，政委周赤萍和参谋长刘子云相继调走，政委职位空缺。考虑到刘贤权长久以来的政治工作背景，上级准备任命他为军政委。然而，他们也意识到如果副军长转为政委，军长将独自负责所有军事事务，这并不利于工作的展开。因此，最终决定让他继续担任副军长，并调其他人担任军政委。

在朝鲜的战场上，他与军长协同作战，直至1952年接替军政委的职责。随着抗美援朝停战协定的签署，他回国后继续履职，在随后的岗位上，他担任了军长、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副司令员和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务，以及铁道兵司令员和军区副司令员等重要工作。

他官职副总长，却没当过军事主官，也没带兵打仗过，儿子说是缺陷

1969年，阎仲川在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副总长兼作战部长之前，曾担任广州军区的参谋长。这一调动在外部看来似乎是个令人欣喜的晋升，但对他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他清楚，这不仅关乎个人发展，更涉及到国家和军队的未来。

从背景来看，阎仲川的军旅生涯始于抗战初期，新中国成立时他也不过是一个校级军官。能够从大军区的参谋长位置跃升为副总长，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而且这次提拔的背后还有他人的推荐。在一般情况下，副总长的晋升通常源自大军区的副职，例如温玉成、李天佑和王新亭等人，则都是通过大军区的积累而获得更高级别的任命。

他的晋升不可能避开广州军区的最高指挥官，后来成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也曾是他的上司。阎仲川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任职于冀中，后随着吕正操调至晋绥军区。抗战结束后，上级决定把各个根据地的部队调往东北，吕正操也在其中，他选择将自己的一些参谋带去加强东北战场的指挥工作。因吕正操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阎仲川等人也得以留在总部，参与更高层次的决策。

在随后东北的战斗中，他不断晋升并担任参谋职务。1949年，随军南下后，他在解放广州的过程中感到不满足，因为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一直没有参与过实战指挥。他因此向上级申请调到作战部队，虽然最初得到了批准，却最终又被召回继续在参谋岗位工作。在广州军区中，他历任参谋处长、副参谋长、再到参谋长职务。

作为广州军区的参谋长，阎仲川的级别已经相当于正兵团职，而副总长一般都是大军区的正职，代表着他的升迁从正兵团职直接跃升至大军区职务。尽管升迁越级并不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阎仲川的不巅峰被质疑。他的能力未必完全清楚，但总参谋长对他的了解表明，军队选用人才往往是“举贤不避亲”的原则，像龙书金、丁盛担任大军区司令的过程也与推荐密切相关。

这两位将领过去都曾在黄永胜的领导下，丁盛在担任八纵司令期间，龙书金则是在六纵司令的指挥下，两人都在军中立下赫赫战功。在这一特殊时期，某些干部的升迁常常是在瞬息之间产生，同样也有一些人被降职的情况出现。

对于阎仲川而言，进入总部的工作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没有真正带兵作战的经历，一直以来都在参谋岗位上；其次，他的资历较浅，副总长一般是上将或中将，而他过去仅是校官，如何与这些资深军官进行有效沟通，尽管在平级，但军队向来重视资历。薄弱的资历和战绩，让他在工作推进中面临困难。他的儿子曾提到，能深刻感受到父亲在这一方面的压力，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军事生涯。

不过，阎仲川也有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虽然在总参的工作只有两年，但他一直以严谨认真、勤奋努力的态度为人所熟知。有时，提拔来得快，离开得也快，正如特殊时期内被提升的一些将领如空军司令马宁、副总长温玉成以及阎仲川，经过职业生涯的高峰，他们最终也离开了那些一线的重要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