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承诺三代守约记赣州市道德模范何清阳客家新闻网

“黄连长，真希望有人能持雄剑前来接您回家。”1月17日清晨，崇义县乐洞乡乐洞村白茅坪组村民何清阳拄着拐杖，伫立在红军墓前。80多年前，因为一句承诺，何清阳家中三代人接续为红军连长守墓。

1934年11月初，红军长征路过白茅坪。在仔细观察周边地形后，决定在此扎营作短暂休整。休整期间，红军深入群众，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长征路上，不少红军在战斗中受伤，白茅坪乡医何忠乎一心拥护红军，在家临时设立医务室，带着儿子何远廉帮助红军治疗伤员。

“一天，医务室送来一名在战斗中腹部重伤的红军连长，连长姓黄，此前多次在反‘围剿’中作战勇猛，不幸受伤，但仍坚持战斗，后被击中腹部，重伤昏迷。”何清阳回忆起爷爷何忠乎讲述黄连长的故事。何忠乎父子虽上山采集了很多草药，但医务室还是缺医少药，因缺少消炎止血等药品，黄连长病情恶化，高烧不退，最终牺牲在白茅坪。

黄连长弥留之际仍不忘革命理想，深深地感动了何忠乎。为安葬黄连长，何忠乎把为自己定做的上好棺木捐出，将黄连长安葬在不易被人发觉的菜园，并种上梅子树掩人耳目。

后来，红军撤离白茅坪继续长征。红军战士将黄连长遗物——雌雄宝剑的雌剑交到何忠乎手上，嘱咐道：“老乡，请帮忙守护好连长墓地，我们以雌雄宝剑为信物，革命胜利后，我们回来带连长回家。”“放心，我们在，墓就在。”何忠乎承诺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忠乎将雌剑擦得锃亮，天天盼着当年的红军前来接黄连长回家，但事与愿违，但直到何忠乎离世，仍未见手持雄剑之人出现。

时光流逝，第三代守约人何清阳看着红军墓边上的梅子树，果结了又落，落了又结，仍未见手持雄剑之人。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近年来，何清阳家中三代人接续为红军连长守墓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众多媒体相继对此事进行了报道。2024年，何清阳被评为“第八届赣州市道德模范”。

2011年以来，赣州市投入6亿多元专项资金，对5.3万余座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进行全面抢救保护。崇义县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对红军墓进行修缮，并多方发力，帮助寻找黄连长家族后人。

自此，除了何氏家族成员外，每年清明和冬至，有不少村民、学生来红军墓地清理杂草、擦拭墓碑、献花烧香，瞻仰红军墓地，缅怀革命先烈。（钟水旺 周丽云）

“拼命连长”半年升红军师长！职务如此之高，为何仅授少将？

开国少将汪乃贵，年轻时有一个别名，叫“傻连长”。这个名字的由来源自于徐向前的一个玩笑，后来大家便纷纷跟着叫他。这个绰号与1932年7月攻打麻城的战斗有关。当时，汪乃贵负责侦察任务，发现城墙下有一条阴沟，于是带着两个排的战士悄悄地钻了进去，顺利进城，接着就是一番激烈的打击，之后又从阴沟里撤了出来。徐向前看到后，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傻连长，就不怕敌人把你们全灭了吗？”其实，称他为“傻连长”的“傻”，是对他英勇拼命的赞扬。此时，汪乃贵是红四方面军73师（师长王树声）219团2营6连连长，后来他被提拔为副营长，但依然兼任6连连长。

汪乃贵的“升官”并没有改变他打仗拼命的个性。一个月后，蒋军黄杰部对鄂豫皖苏区的七里坪发动进攻，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进入生死存亡之际，红四方面军决定展开反击，集中四个师进行作战。汪乃贵带着6连，势如破竹地冲入敌阵，连续攻下了几个山头，气势如虹。在一片混乱中，他背部中了敌人的一颗子弹，伤势严重，鲜血直流。然而，他依然坚持到战斗结束，才走向后方包扎所。徐向前亲自夸赞他英勇顽强，柳林河一役也使汪乃贵的名字广为传扬。

汪乃贵是安徽金寨人，在部队经过老家时，他抽空回去看望母亲。见到他身上缠着绷带，母亲准备给他宰只鸡补身体。然而，汪乃贵心里挂念着部队，匆匆告别，连鸡都没来得及吃。母亲泪眼婆娑地追上去，他却硬着心肠离开了，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时刻。

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开始向川陕地区转移。原则上，像汪乃贵这样严重负伤的战士应该留在后方治疗，但他却硬是要跟着部队。漫川关大血战之后，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展开了疯狂的急行军，汪乃贵拖着重伤的身体，两昼夜急行军了120公里，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与坚韧。

到了1933年3月，红军抵达两河口时，汪乃贵被提升为28团团长，并很快被晋升为团长。那时，战斗频繁，干部伤亡率很高，所以干部晋升速度也较快。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张，28团在驻地迅速扩建了两个团，最终形成了一个师的规模，汪乃贵也被任命为师长。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进行大规模的整编，汪乃贵所在的部队成为了4军10师，而他从连长到师长的升迁，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这在红军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快速晋升。成为师长后，汪乃贵依然身先士卒，亲自参与战斗，并且在一次攻克达县的战斗中再次负伤，一颗炮弹炸伤了他的臀部。伤未完全愈合，反六路围攻随即展开，汪乃贵被调到30军90师担任师长，他一上任便带领部队投入到一场艰苦的攻坚战。

在一次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时，汪乃贵被一颗子弹击中后脑，当场昏迷。师政委程世才以为他已经阵亡，甚至派人去买棺材。但汪乃贵突然醒来，他连声喊道：“我还没死！”这番话令在场的众人忍俊不禁，经过简单包扎后，他又重返战场。

汪乃贵的经历可谓传奇，四次负伤的他，始终没有掉队，直到长征过程中，他多次参与前线战斗，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与坚韧。在红四方面军中，他是少数几位从连长一路晋升到师长的战将之一，显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然而，与他同属红四军的陈再道和张才千却在1955年授衔时分别晋升为上将和中将，而汪乃贵却仅获少将军衔。其原因在于，陈再道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黄麻暴动，是红四方面军的元老，而汪乃贵直到1929年才加入红军。在长征时期，陈再道已经是红四军副军长，职务和影响力远大于汪乃贵。抗战期间，汪乃贵参与了多次战斗，但他在1940年调回延安学习，直到抗战接近尾声才被派往中原军区，在此期间未能有太大的战功。尤其是抗战后期，他的职务相对较低，与其他红四方面军的战友相比，职位差距显著。

不过，汪乃贵的贡献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抗战初期，他积极参与夜袭阳明堡机场战斗，带领部队在山西昔阳县开展工作，队伍逐渐壮大，战功斐然。之后，转战河北，汪乃贵担任冀南一分区司令员，参与了百团大战及多次反扫荡作战，战果不小。刘伯承曾称他为“真有一股硬劲”。然而，抗战后的汪乃贵在职务上逐渐落后于许多战友，直到1955年授衔时，仍然只为少将。

在抗战后期，汪乃贵在华野担任弱旅的旅长，参加了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但未能有突出战绩。解放贵州后，他被任命为50师师长兼贵阳警备司令。1955年授衔时，汪乃贵的职务为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因而也只能授予他少将军衔。

汪乃贵的军旅生涯充满传奇，他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

原创“拼命连长”半年升红军师长！职务如此之高，为何仅授少将？

开国少将汪乃贵，年轻时有一个别名，叫“傻连长”。这个名字的由来源自于徐向前的一个玩笑，后来大家便纷纷跟着叫他。这个绰号与1932年7月攻打麻城的战斗有关。当时，汪乃贵负责侦察任务，发现城墙下有一条阴沟，于是带着两个排的战士悄悄地钻了进去，顺利进城，接着就是一番激烈的打击，之后又从阴沟里撤了出来。徐向前看到后，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傻连长，就不怕敌人把你们全灭了吗？”其实，称他为“傻连长”的“傻”，是对他英勇拼命的赞扬。此时，汪乃贵是红四方面军73师（师长王树声）219团2营6连连长，后来他被提拔为副营长，但依然兼任6连连长。

汪乃贵的“升官”并没有改变他打仗拼命的个性。一个月后，蒋军黄杰部对鄂豫皖苏区的七里坪发动进攻，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进入生死存亡之际，红四方面军决定展开反击，集中四个师进行作战。汪乃贵带着6连，势如破竹地冲入敌阵，连续攻下了几个山头，气势如虹。在一片混乱中，他背部中了敌人的一颗子弹，伤势严重，鲜血直流。然而，他依然坚持到战斗结束，才走向后方包扎所。徐向前亲自夸赞他英勇顽强，柳林河一役也使汪乃贵的名字广为传扬。

汪乃贵是安徽金寨人，在部队经过老家时，他抽空回去看望母亲。见到他身上缠着绷带，母亲准备给他宰只鸡补身体。然而，汪乃贵心里挂念着部队，匆匆告别，连鸡都没来得及吃。母亲泪眼婆娑地追上去，他却硬着心肠离开了，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时刻。

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开始向川陕地区转移。原则上，像汪乃贵这样严重负伤的战士应该留在后方治疗，但他却硬是要跟着部队。漫川关大血战之后，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展开了疯狂的急行军，汪乃贵拖着重伤的身体，两昼夜急行军了120公里，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与坚韧。

到了1933年3月，红军抵达两河口时，汪乃贵被提升为28团团长，并很快被晋升为团长。那时，战斗频繁，干部伤亡率很高，所以干部晋升速度也较快。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张，28团在驻地迅速扩建了两个团，最终形成了一个师的规模，汪乃贵也被任命为师长。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进行大规模的整编，汪乃贵所在的部队成为了4军10师，而他从连长到师长的升迁，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这在红军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快速晋升。成为师长后，汪乃贵依然身先士卒，亲自参与战斗，并且在一次攻克达县的战斗中再次负伤，一颗炮弹炸伤了他的臀部。伤未完全愈合，反六路围攻随即展开，汪乃贵被调到30军90师担任师长，他一上任便带领部队投入到一场艰苦的攻坚战。

在一次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时，汪乃贵被一颗子弹击中后脑，当场昏迷。师政委程世才以为他已经阵亡，甚至派人去买棺材。但汪乃贵突然醒来，他连声喊道：“我还没死！”这番话令在场的众人忍俊不禁，经过简单包扎后，他又重返战场。

汪乃贵的经历可谓传奇，四次负伤的他，始终没有掉队，直到长征过程中，他多次参与前线战斗，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与坚韧。在红四方面军中，他是少数几位从连长一路晋升到师长的战将之一，显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然而，与他同属红四军的陈再道和张才千却在1955年授衔时分别晋升为上将和中将，而汪乃贵却仅获少将军衔。其原因在于，陈再道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黄麻暴动，是红四方面军的元老，而汪乃贵直到1929年才加入红军。在长征时期，陈再道已经是红四军副军长，职务和影响力远大于汪乃贵。抗战期间，汪乃贵参与了多次战斗，但他在1940年调回延安学习，直到抗战接近尾声才被派往中原军区，在此期间未能有太大的战功。尤其是抗战后期，他的职务相对较低，与其他红四方面军的战友相比，职位差距显著。

不过，汪乃贵的贡献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抗战初期，他积极参与夜袭阳明堡机场战斗，带领部队在山西昔阳县开展工作，队伍逐渐壮大，战功斐然。之后，转战河北，汪乃贵担任冀南一分区司令员，参与了百团大战及多次反扫荡作战，战果不小。刘伯承曾称他为“真有一股硬劲”。然而，抗战后的汪乃贵在职务上逐渐落后于许多战友，直到1955年授衔时，仍然只为少将。

在抗战后期，汪乃贵在华野担任弱旅的旅长，参加了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但未能有突出战绩。解放贵州后，他被任命为50师师长兼贵阳警备司令。1955年授衔时，汪乃贵的职务为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因而也只能授予他少将军衔。

汪乃贵的军旅生涯充满传奇，他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