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小说的独到发现(文学聚焦)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愈益向着纵深处推进，横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现实状况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状态。一方面，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速度惊人，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了。但在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样一种越来越令人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社会现实，对于当下时代我们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我们的作家对于这种社会现实到底怎么理解和认识？应该以怎样的一种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方式来处理和表现这种社会现实经验？这是摆在广大中国作家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家所提供的答案究竟如何呢？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尽管有不少中国作家都努力尝试着提供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认识，但就他们所写出的小说作品本身来说，真正能够切中中国社会现实之肯綮者，并不多见。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现实主义问题以及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再度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注。很多时候，面对此类问题，单纯抽象的理论探讨恐怕是无益的，真正可能对现实主义创作有所推动的，反倒是结合相对成功的作品展开一种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这里我们所列举出的小说文本，均属于那种对于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状况有独到理解与发现的文学作品。它们的成功经验，或许会给予其他作家以有益的思想艺术启示。

首先，是张炜这部可以被概括为“资本批判与人性忏悔”的《艾约堡秘史》。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肆意吞并如同叽滩角这样的村庄，另一方面在随意草菅人命的同时还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凡此种种，皆属于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这一资本大鳄在自身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现实罪恶。但请注意，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所有资本的积累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都少不了与现实权力的结盟与联姻。质言之，只有在后者的强势支撑下，资本才会有如虎添翼的迅猛发展。张炜的深刻性，就在于不仅敏锐地洞悉了这一点，而且还在文本中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揭示与表现。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以上林林总总的所有罪恶，归结在一起，似乎正应了马克思曾经讲过的那句名言，即资本是一种来到人间之后，“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正因为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部《艾约堡秘史》中，与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坚决对抗到底的，就是那位带有突出民间社会身份的渔村守护者村头儿吴沙原与身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阶层杰出代表的民俗学家欧驼兰。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说，在吴沙原和欧驼兰身上所体现出的，乃是一种满满的精神正能量。

在进行深刻资本批判的同时，张炜的另一个难能可贵处在于，通过吴沙原和欧驼兰两位人物形象的塑造，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生态意识。身为民俗学家，欧驼兰之所以要千里迢迢地离开繁华的京城远赴叽滩角村这样偏僻的海边渔村，正是为了完成她所承担的民俗调查使命。事实上，也正是在叽滩角村围绕民俗问题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在对诸如“二姑娘”这样的渔歌号子以及开海节这样的民间节日逐渐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欧驼兰不仅深深地爱上了叽滩角村这样虽然偏远落后但却充满自然与文化原生态意味的渔村，而且更是从文化与生态保护的思想价值立场出发，在叽滩角村与狸金集团的这场尖锐冲突中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叽滩角村一边。

同样是对于一种现代生态意识的倡扬与表现，迟子建在她的“大中篇”《候鸟的勇敢》中却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思想艺术风貌。在呼唤一种现代生态保护意识的同时，作家非常深入地把自己的笔触探向了自我内在精神隐痛的书写。在后记中，迟子建明确指出：“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我们去河岸散步，忽然河岸的茅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爱人说那一定是传说中的仙鹤。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读过迟子建后记中的这段文字后，我们会把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张黑脸和德秀师父，把那对东方白鹳，与迟子建爱人的不幸去世“三位一体”地联系在一起。从一种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迟子建关于张黑脸与德秀师父，关于那对东方白鹳，甚至她的《候鸟的勇敢》本身，都可以被看作是深潜于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精神情结的艺术书写。质言之，迟子建的这部“大中篇”之所以读来感人，让人倍觉沉重异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所聚焦的，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周大新对老龄化问题的成功表现，首先得益于择定了一个很好的叙述者与巧妙的叙述角度。叙述者“我”也即钟笑漾，被设定为一位从河南南阳进京打工的家庭保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介绍到男主人公萧成杉家做家庭保姆。由于生活习性极不一致，他们一开始的相处很不愉快。但随着相互间了解的逐渐加深，“我”不仅慢慢地改变了对萧成杉也即萧伯伯的看法，而且还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情关系。

人至老境之后的萧成杉，不仅因意欲延年益寿而屡屡上当受骗，而且在不幸痛失爱女之后，自己也不断地罹患各种疾病，到最后，甚至凄惨到了老年痴呆。也正是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奇迹出现了。小说结尾处，面对着处于复忆状态中的萧成杉，“我”所给出的精神立场是：“我不知道他的记忆力最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老年痴呆病在他身上会不会还有反复，但我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他。”借助于家庭保姆“我”如此一种令人倍觉尊重的洋溢着爱意的行为，周大新所给出的，其实是身为作家的自己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如此一种悲悯情怀的存在，极明显地提升着《天黑得很慢》的内在思想艺术品质。

某种程度上说，小说就是一种离不开“矛盾冲突”的艺术，着力在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情节，勘探人性世界，塑造人物形象，乃是一部小说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诗人余秀华的自传体小说《且在人间》，正是在周玉与她的父母、丈夫以及一厢情愿的“情人”这三组矛盾冲突中逐渐展开故事情节的。细究这三组矛盾冲突，一个共同的问题，恐怕就是周玉那过于敏感的自尊的一再被冒犯。在周玉的理解中，所有这一切的发生，皆缘于自己有一个残疾的身体。通过对于精神痛苦的真切书写而真诚呼唤一种生命悲悯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与尊重，当可以被看作是余秀华这部作品重要的思想意义所在。

文艺报刊文：网络现实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时代精神

作为内容生态得到优化的重要标志，现实题材创作蔚然成风，这不仅为网络文学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也为推动网络文学精品创作拓展了新的路径。提高网络文学的整体水平，除了在语言表达、故事逻辑和叙事方法上需要讲求基本的文学规范外，更要走内涵发展之路。这其中的关键是要主动对接时代，通过对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萃取，将作品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价值追求与现实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结合起来，增强与时代生活和时代情感的契合度，以弘扬时代精神、传递时代价值。用白描式的手法书写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描绘人民群众为创造美好生活而拼搏奋斗的时代画卷，这些固然是时代精神在作品中的具象化呈现，但更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被看作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但具体到大众文学作品中，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形象化、细节化了的，它们蕴含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言行性格、理想追求、道德情感等方面，一般来说由主角及其周围“三观”一致或相似的人物所承载。传统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就是要通过人物的典型性来解决个别的和特殊的人物形象中显现出的一般性问题，其中时代精神是人物精神世界里的重要图景。

网络文学中那些真正被读者肯定，“既叫好又叫座”的精品佳作，共同特点是都创造了一个或几个生动感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负载着时代情感，体现着时代生活中改革创新、奋发进取、诚信友善等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象。给读者讲一个好看的故事，这个故事要“好看”到能让读者自愿付费，这是网络文学赢取阅读市场的核心技巧，但这个“好故事”要紧贴人物来讲，作品的内涵与人物的精神广度、深度是不可分离的。

晨飒的《重卡雄风》自去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被称作“硬核工业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西汽厂这个国有军工老厂摆脱发展困境，成长为跨国重型卡车制造集团的故事。题材本身的特色使小说在当下时代语境中迸射出了天然的价值光泽，国企改革与振兴、中国制造、科技强国和工业报国始终为社会所瞩目，企业的复兴之路正是这些重大时代命题的艺术化再现。作者虽然把改革精神作为推进故事情节和实现企业逆势崛起的根本动力，但首先将其内化为了人物的精神追求，用个体温度暖化了时代精神。小说塑造了老少两代汽车人的群像，林焕海、姜建平、郭志寅等算是老一代西汽人，他们思想不僵化不保守，为了振兴军工老厂不辞辛苦，敢打敢拼；他们培养了林超涵、王兴发、徐星梅等接班人队伍，对他们大胆锻炼和充分信任，最终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以林氏父子为例，林焕海被任命为厂长，为了向全厂表示决心，毅然让自己刚大学毕业、本可以留在部委下属单位工作的儿子林超涵回厂实习，将全家人与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进厂后，林超涵先是参加了极寒条件下的漠河试车，又瞒着父亲偷偷跟随车队参加高原赛车；当他在楚玛尔河畔目睹了陈培俊为救人牺牲的过程后，面对滔滔河水立下了“为中国的重卡事业奋斗终身”的雄心壮志。在振兴企业的过程中，他多次向父亲提出合理化建议，表现了青年一代应有的锐气、见识和责任感。小说对父一辈、子一辈将国企振兴和强国梦想变为现实的文学呈现，表达的正是新老工业人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理想和情怀。

小说中的林超然作为主角，不仅挑起了故事主线，还承载和传递着作品所主张的价值立场、道德追求。在小说所褒扬的理想情怀和敢干肯干、不服输的职业品质之外，他还被赋予了耀眼的道德光环，例如面对盗猎分子时的嫉恶如仇，对待与女友季容的感情忠贞不二，以及扶危济困地帮助徐星梅等人，体现出的都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传统道德情操。这一形象不仅让读者产生代入感，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精神，这也是网络小说从传统通俗文学继承而来的重要手法。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从生活现场选取原型，具有为广大读者熟悉的生活角色和职业身份，例如《朝阳警事》中的警察，《大医凌然》中的医生，《糖婚》中的都市男女等，这些形象非常容易实现与大众的“共情”，进而产生社会影响。正是这些生动的“小人物”形象，诠释着个人成功与时代进步之间的必然关系。

何常在的新作《三万里河东入海》以几位年轻人的创业经历，反映新时代上海发展的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尽管以青年科技工作者关河的经历为主线展开叙述，但雕凿的是充满青春朝气和奋斗精神的青年群体形象。围绕关东生物公司的成立和运行以及关河的药物研发进程，串起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既支撑起了故事，自身的主体特性也在故事中得到了建构，从而实现了人与事的统一。从主题上论，作者不仅赋予这些人物千差万别的秉性，如关河迟钝木讷中的重情重义、海月明泼辣作风里的温柔体贴、万有略带阴险中的深思与谋断、靳里的爱慕虚荣、邓入和卫辛的不辨是非等，而且写出了人物伴随创业而表现出的成长性。以关河为例，他在美国铩羽而归，由于虚荣心作祟，从机场返回时担心出租车司机笑话自己住在平房区，因此先打车到高档小区然后再坐地铁回到寒酸简陋的家中，方东与他分手就是因为他的“刻意伪装和不接地气的好高骛远”。但是随着事业的前进，关河逐渐改变了自己，他专注于实验室的技术研发，成了“既懂技术又能掌控全局的核心人物”，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有了新的认知。像关河这样，小说叙事打在每一个人物身上的光束都折射出醒目的亮点。尽管他们在竞争中不乏勾心斗角乃至阴暗手段，但最终都选择了合作共赢和不离不弃，这也是小说重要的主题价值。

在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和创业经历与由上海发展所彰显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这种联系被融入了人物性格形象的形成过程中。关河的父亲关山没有抓住拆迁机遇一夜暴富，而是将中心地段的旧宅出售给靳里的父母，这使得二人的家庭状况呈现出相反的走向，连带着影响到了各自的道德和性格。尽管以负面形象出现的靳里父母最终因为坐吃山空、穷奢极欲而负债累累，但他们确是凭借对社会巨变的敏锐嗅觉才得以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在关东生物的运营过程中，无论是科技研发还是资本运营以及公司办公地址的变迁，都是在上海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顺势而为。作者也多次在小说中直接描写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繁荣景象，结尾更预示着无限广阔的未来前景。但这些元素都被纳入了人物面对时代变化时的观察、感受和反应，正是受到时代精神的鼓舞，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心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这成为青年创业的根本动力，也恰是时代为他们所提供的先决条件。

文以载道是文艺的基本功能之一，与其他应用文体不同的是，文艺对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的传导不是说教式的、宣谕式的，而是形象化的、审美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文学反映现实，阐释生活价值，彰显作家精神立场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文学已经诞生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人物形象，但其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依然不够，不少作品还存在“将人物的个性消融到原则里”的问题，出现了概念化、标签化、机械化等现象。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2022年6月13日第3版）

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空间的拓展

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正是以沧宁县赶上特区快

“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时代潮汐牵引掣动下来直面农村社会人生、社会矛盾;直面农民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坚韧意志、不息奋争和所遭逢的曲折、挫败、困顿、辛酸;直面农村改革的命运浮沉、心理变迁、歌哭悲欢。作家把它们表现出来,就是在惊世俗骇俗中寻求开拓,在传统现实主义基础上寻求创新。长篇小说《天高地厚》是一幅尽展中国农民命运的斑斓画卷。作品以冀东平原的蝙蝠村为场景,通过三个家族三代农民在改革大潮中交织展开的爱恨情仇和坎坷人生,折射了时代的变迁,描绘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从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向现代化产业农业经营方式蜕变过程中的历程阵痛:恐惧与执著,浮躁与焦虑,身不由己的迷茫与颠覆、缱绻与决绝。面对农村出现的新矛盾和农民所面临的新困境,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对世纪之交社会躁动进行清醒观察,对国内外农业进行广泛调查及审慎冷静地思考之后,以满腔的激情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充满诗意和理想的预测和描绘,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悲欢成败、苦乐歌哭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坎坷历程。这种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分享艰难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写农民的情感历程,既有生的酣唱,爱的波流,又有力的鼓荡,美的回旋。作家在乡村那片飞扬的浪花,翻滚的漩涡,平缓的波纹,扑水的云雾,掠江的飞鸟,饮河的牛羊,傍岸的草坡中,以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整合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秩序,使小说生发为人的生存本相的形而上概括。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就在一个村子的场景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展示了现实乡村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格榜样,以及青年一代新的土地观念。比如翁月月与林小青,就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追求。月月经历了纯洁的恋爱,热烈的野合,狂欢不终的新婚,苦涩空洞的婚姻,自然而又奇怪的移情,以及婚外恋中的喜和悲、希望与幻灭之后。即使是在不断丧失与被掠夺之中,却也始终做到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他人。小青阅历不深却善于谋划,外明朗乖巧而内攻于心计,既敏感又执著,需要假戏真做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去行动,只要有碍于自己的利益,除了对传统的血缘基础上的感情一时尚不易割舍外,她几乎没有什么情感是不可丢弃的。她的爱从来只是手段,满足自己是目的。这种现代乡村的现代情感,构成了现代乡村人生价值的多元。显然,不论作者是写改革的乡村,或情感的乡村,都要善于在绚丽多彩的生活画面,纯朴浓郁的土风乡情中,化乡村社会的思想性格、家族矛盾冲突为人物情感和心灵的冲突,叙述从容优雅,文笔优美抒情,人物命运起伏,情节悬念丛生,具有乡土牧歌般的特殊韵味。

贴近地表现严酷的自然境况、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苛严的人文情境中的人格风范,更能强化人的血性与雄健,倡扬坚忍、敬畏、苦其心志而磨其心力的“硬汉子”的刚强与霸悍,并由“硬汉子”形象生发出沉雄、义烈、粗犷的艺术风格和悲怆、苍凉的悲剧性美学基调。从而在一种生存的真实,甚至严峻的真实中,使作品起到了催人奋进的作用。长篇小说《大漠祭》以“西北风”特有的凌厉、浑厚和闷重之音,在腾格里大漠那雄浑、酷厉、悲壮的意象中,写出了大漠边缘一群艰苦、顽强、诚实、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的乡民,以倔强的生命顽强地打破大漠固有的沉寂,以生存的悲歌如哨音似利剑的铿锵作响中,唤醒大漠疲惫的心灵,揭示西北农民生之艰辛、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和爱之甜蜜。驯鹰老手老顺及其三个儿子,他们或吃苦耐劳、善良本真,或沉默寡言、苦吃勤作,或率直憨厚、粗俗朴实,或文质彬彬、灵秀聪慧。即便如此,不论是坚韧与无奈达到极致,还是悠长的悲凉让人思索,都无力摆脱窘困的折磨。还有爽朗诙谐的猎人孟八爷,风风火火的婆姨凤香,赌博成性的白福,疯疯癫癫的五子,贫困潦倒的瘸五爷……他们如“死”般“生”,比“死”更不如的“生”,为了“死”而降临的“生”,虽然凄楚、阴冷,却有一股坚韧与豁达,勤劳与奉献之气。正是他们在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与大地。然而,贫困总是与愚昧并存的,环境的闭塞,传统的浸染,宿命的默认,使生活在恶劣环境的人迷信而又无知,虔诚而又无望。从而使人们透彻地感受到他们灵魂深处的荒芜与麻木,个体意识的丧失与疲惫。作者展示当代

边地农民这种精神自由的缺失,生活渴望的压抑,灵魂深处的焦虑以及面对生存困境时的无奈。既是从现实出发又超越现实,又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和时代理想的情感担当与“本土化体验”。《故园》描写了当今农村中的贩卖人口现象。本来,贩卖人口既不合法也不道德,但它在作者的笔下却极为真切,具有泥土般的质感。像奉公守法,忠厚老实,且

年过三十的金贵,其人性跟普通乡亲们一样没有什么瑕疵,可他却从人贩子手中买人,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心中有什么邪恶的冲动,仅仅是因为这确实是他娶上媳妇的惟一途径。又如土匪老烈,他在一次抢劫时抢得一闺女,竟从此洗手不干,领着这闺女回了老家,更奇的是,被抢的那闺女也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后来政府要法办老烈,她却一口咬定她是自愿跟老烈走的……原始的惰性,凝重的境况,固化的秩序,已经麻木了他们的神经。作者在这里决不只是对边远地区,弱势群体的生态状态作原生态展示,而是在感同身受的人文关怀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思想穿透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是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发掘。

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在时代的挑战下正在逐步走向复兴,只有真正认识中国现状,中国现实的作家,才能写出揭示当代深层文化结构的作品,才能表现出一个民族心灵的历史。也只有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生活,走现代化、民族化结合的道路,对现实进行审美的诗性表达,创造出充满激情和张力及富有故事魅力、结构力量的厚重的阅读文本,塑造出能立得住站得住的文学形象,在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在“精英表达”与“大众文化”之间,做出我们合理的正确的选择。才能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精品力作,让现实生活这块沃土再次透射出民族振兴的精神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