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沙、麦浪和波纹

定稿那天是七月，我正在鲁迅文学院参加培训。大概晚饭时分，写完最后一段，忽然感觉很饿。鲁迅文学院与对外经贸大学挨着，大学西门外有家卤煮火烧摊，我去要了碗卤煮，又要了瓶小二。卤煮快吃完了，还有些饿，便加了一份肠。只见店家钩起一截肠，挥刀剁出几段，汁水淋漓地用刀一掬，稳稳抹进碗里，还笑眯眯地冲我道：“您得着！”酒足饭饱后，我回到宿舍。

这是值得我个人铭记的一顿饭。这顿饭是为了给刚完成的小说一个纪念，也是给自己的一份犒赏。其实就字数而言，这不是我最长的小说。就时间来说，这也不是我跨度最大的小说。但无论如何，一顿卤煮营造的仪式感实在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动笔后不久，我忽然开始意识到，手头这部小说与之前的写作确有不同。

这种不同并不是刻意为之。对写作者而言，不断出发，不总在一处驻足，本身就是安身立命的惯性。写作者最焦灼的，不是再出发后遭遇的天光之暗、风雪之烈、跋涉之难、崎岖之长，而是觅不见离开原地的朝向，下不了迈出一步的决心。既然离开了、迈动了，便总会有不同：脚步不同，风景不同，摧磨也不同。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同带来的迥异新鲜感和刺激感，成了我最终完成这部小说的动力之一。而为了保持这样的新鲜感和刺激感，我不断闪转腾挪，把更多的不同小心翼翼地内化并呈现在作品中。

简单来说，我写了一部通行概念中的类型小说，或者说是通俗小说。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写作体验中，最大的兴奋点来自不期而遇的灵感，甚至是创作中的失控。不是说我盘算好了，我要改变了，要变得不同了，要写一个跟自己之前不一样的历史小说了，这才撒脚狂奔出去。不是这样的。迈出的第一步，确实是在朦朦胧胧中启动的，我曾恍惚不定，并不清楚这个方向会通向哪里。也正因为不是全然的清楚，走着会跌倒、会下坠、会撞上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这才有真意思。

我生在河南、长在河南，而历史小说就像是河南作家的胎记，在我看来，不过是大小、深浅和显露与否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评论家或许会用“创作谱系”来形容这种关联。在更辽远的概念里，中原历史从《诗经》开始就被反复书写，无论是中原本土作家创作的历史小说，还是众多作家创作的发生地在中原的历史小说，又何尝不是“中原历史小说”？这片土地历史太长、苦难太大、故事太多，对写作者而言，这就是最清晰可辨的“富矿”。

我曾不止一次在开封城里城外游荡。开封城北东京大道南侧，有个叫“孙李唐”的村子。离村子不远，有家驴肉馆，那日有位文友请我喝汤吃肉。文友说，全国有两处地方驴肉做得最好，一处是众人皆知的保定，因是北宋时对辽前线，另一处就在当时的国都开封。原因也很简单，北宋缺马，驴的耐力好、成本低，物资运输以驴为主，军粮不足时还能杀了应急，而开封作为物资中转地，食材充足，自然做得就好。吃饱喝足后，我们在附近闲逛，文友又告诉我，“孙李唐”原本叫“逊李唐”，当年李煜逊位后被囚禁于此，后来南唐遗民多在此聚居，逐渐繁衍成村落，沿用至今。这些不经意的闲聊、不期而遇的收获，都被我写进了小说里。

开封曾是国都，也曾是河南省治、省会，1954年省会迁郑之前，无疑是河南的标签与符号。我在迈出第一步时的初心，便是希望重新建立读者对开封乃至河南的文学想象。我写的是一个古代谍战故事，把我们熟悉的历史和看不见的历史翻转、淘洗，进而重建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学风景。两座开封城都在小说里流动，一座是日常的帝都故事，另一座是隐秘的谍战故事。我想让这两个故事水乳交融，在烟火日常中写惊心动魄，在风云莫测中写市井人生。

我是在不断地走下去之中，渐渐意识到我在写什么，至于如何写，似乎并没有成为最大的挑战。完稿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幸运。因为历史本身已经够精彩了，所以我在呈现这个“本身”的时候，在处理历史、政治、文学三重关系的时候，调用了我全部的 阅读储备与技术积累，只想有更多的读者面，只想能让小说更好读，唯有如此才能在更多的读者心里、脑海里用小说激活历史，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开封，而这个开封是历史意蕴和文学意义的开封。至于叙事策略也好，情节铺排也好——不是说我要写一部谍战类型小说，而是历史中先有了滋生这样故事内核的可能性；更不是说我为了写一部谍战类型小说，就要处心积虑去设置这样那样的悬念，再技术性地去拆解，而是历史本身就比小说精彩得多。

小说里的“皇城司”，是北宋最为著名且神秘的间谍机构，而与之相对的辽国“刺机局”，则完全是我的虚构，当然，我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只是被历史中的烟尘遮掩了。《辽尚书左仆射中京留守贾师训墓志》中记载：素闻燕京留守府……其府置一局，诸事连外境，情涉谋叛者，悉收付之考劾，苟语一蹉跌，即置之孥戮，亦委是吏主之。

可惜的是，碑文中我最感兴趣的信息，恰恰是不可考的“一局”。我本想定名为“刺事局”，后来觉得太平常，就定成了“刺机局”。与之相似的还有“皇城司”。关于“皇城司”的史料和论文极多，但其具体下设机构和行事规则却是语焉不详，我一时兴起，也是行文所迫，就虚构了一些东西。

徐兴业先生的《金瓯缺》是我最喜欢的历史小说之一，郭绍虞先生为之作序，开篇就写道：写历史小说有写历史小说的困难。不熟悉史实，则不会原原本本地写成有条有理、丝丝入扣的文章。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就是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搜罗了大量的资料，用去伪存真、剔异求同的科研手法才理出一个线索来的，所以历史知识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还不能算是创作，所谓创作，乃是“自无而成有”之意……这却是写历史小说最困难之点……

我想，所有想要写作历史小说的同行们在动笔之前，都应该反复研读咀嚼这段话。如果真有可称之为“正典”的写作铁律，大概这段话足以列入其中。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由草动见风姿从而知风”，此谓“假物得姿”。对我而言，从事写作最大的幸福，就是用文学的感官辨识出风的形状。在这部名为《汴京听风录》的小说里，我写的有历史的风，有文学的风，有开封的风，我写的是飞沙，是麦浪，是波纹，是风的姿态。

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曾荣获中宣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新人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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