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被改编成同名话剧：一部诗意现实主义作品

7月21日至24日，由原著作者蔡崇达同名作品改编，诗意现实主义话剧《皮囊》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完成“双卡”首演。这部由王婷婷执导，张铭恩、焉栩嘉领衔主演的话剧自诞生起便可谓好事多磨，在历经首演北京站延期，以及上半年巡演取消后，筹备一年有余的《皮囊》终于在这个夏天迎来了首批观众。

《皮囊》剧照。本文剧照及海报由演出方提供

“路过我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大幕开启，蔡崇达的亲笔手书以多媒体的形式，缓缓映现于舞台巨大的立柱装置上。整整三个小时的成长与追问，充盈着满满的生活景象，《皮囊》带领观众完成了一次陪伴黑狗达追问命运，又最终走向人间烟火的生命历程。

话剧《皮囊》由北京抓马艾克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大麦等共同出品，抓马艾克斯、大麦“当然有戏”联合制作。在结束此轮北京首演后，将在武汉、长沙、海口、珠海等地开启全国巡演。

黑狗达的故事，“不轻松不愉快不时尚甚至也不‘文学’”

《皮囊》是一部极具地方特色的作品。它的创作缘于蔡崇达30岁时的一次观展经历。展台中摆放的一件件已逝之人的珍贵物品，使他回忆起他8年前已然离世的父亲。他开始用笔追寻起那些业已远去的记忆，关于他的家乡——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渔业小镇东石，以及那里的亲人、玩伴与他在那里的成长历程，凝结成了《皮囊》中的14篇散文。

从散文到群像戏，主线“盖房子”贯穿全剧

在原著《皮囊》畅销八年之后，由其改编的同名话剧从文字与想象中出走，以戏剧的形式重塑那座福建小镇。非虚构作品的客观真实性，散文轻盈漫泛的自由性，都给改编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也促使最终的舞台呈现有了与原著截然不同的纹理质感。

据了解，早在今年年初，主创团队便亲自来到福建泉州的东石镇进行了为期数周的采风，在那片土地上与镇民同吃同住，以深入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将其融入创作之中。在观剧的过程中，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观众也能在舞台上充分领略福建渔业小镇的地方特色，那里的市井民俗宛如一幅风情画卷，铺陈在观众面前。

让文本改编跃然纸上，难点在于14篇散文大部分之间缺乏较强的情节关联，戏剧性也相对较弱。编剧最终选择了引发较多共鸣的“盖房子”，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并通过这一核心事件串联起原著中的诸多人物，以核心家庭人物为主，外围亲戚邻居、玩伴为辅，打造一出群像戏。在情节的择取之外，话剧《皮囊》还根据原著理念创作新的内容反哺情节，并在其中融入原著中诸多的人生体悟“金句”。

一场“诗意现实主义”的剧场新探索

导演王婷婷此前的作品从主题到形式涉猎广泛，从《钢的琴》到近年的《裁·缝》《陶里街二十三号》等作品，现实主义题材一直是她的长项所在。谈及本剧的创作理念，她提到了“诗意现实主义”。

这份诗意，一方面在于形式上的‘韵律感’，丰富的音乐剧指导经验使她在群戏的调度与节奏把握上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则是相较叙事、更注重情感表达上的丰盈，也充分调动舞台元素以外化角色的内心情感。从小镇青年们对大城市的憧憬，黑狗达雨天敲盆那份纯粹的快乐，到招魂时的悲凉，在绝境中向神明一次次发问，每一个记忆深刻的印象点都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冲击。某种意义上说，此正契合了原著的“散文”载体。

而在视觉呈现上，舞美与多媒体的设计既呼应了全剧“盖房子”的主线，也契合了导演“灵动”的二度理念：转台的使用确保了情节变化的流畅，随着剧情的推移，通过舞美的不断变化，一座高楼在舞台上拔地而起；其间多处可投影的纱布区域，也让影像成为“叠加表演增强表现效果”的调味剂；舞台后区的冰屏除了在多数场景中成为背景的补充，也多次以漫画形式的多媒体呈现为演出增添了不少趣味。

值得一提的还有，话剧《皮囊》此番选择了一个原著中未提及、但与现实相呼应的结尾：2020年，在《皮囊》售出300万册之际，蔡崇达联合《梦想改造家》，为家乡建起了一座图书馆。话剧的结尾也收在了这座图书馆的落成——那构建图书馆的一砖一瓦，暗合了构成我们生命的每一种成分。

张铭恩焉栩嘉“双卡”直面成长命题

此番话剧《皮囊》挑战双卡司阵容，由具有多年影视剧表演经验的青年演员张铭恩和北京电影学院2022级表演专业在读生焉栩嘉共同饰演主人公黑狗达，诠释主人公从16岁到24岁的年龄跨度。

据悉，两位演员都是首度挑战话剧角色。在两个月的排演过程中，除了越来越贴近人物，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与黑狗达相似的特质也被不断激发出来，导演王婷婷评价张铭恩，“安静敏锐、观察力强，灵动与沉稳兼备，对演员而言这是很难得的特质。”而焉栩嘉虽年轻，却有着比同龄人更丰厚的人生经历，“这造就了他稚嫩外表里包裹的‘老成’，让他更天然地契合黑狗达这一角色。”

上海儿童文学基地｜曹文轩：从“任氏兄弟”纪念展出发，重新面对现实主义

在世界文学宝库里，格林兄弟所著的《格林童话》为童话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而在中国儿童文学界，也有一对知名的“任氏兄弟”——任大星、任大霖。任氏兄弟身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编辑，并都供职于少年儿童出版社，深深影响了几代儿童文学作家与小读者。

日前，“双璧生辉——中国儿童文学‘任氏兄弟’纪念展”在浦东图书馆拉开帷幕。任氏兄弟生前的手稿、著作、影像、荣誉证书等珍贵资料一一呈现，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近距离感受两位文学前辈的非凡魅力。

作家曹文轩在看展后撰文写道，“中国当下的儿童文学需要尊重现实主义，需要认真的回归，那是应有的一份理性。感谢任氏兄弟留给我们那么多富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的文学文本。”

——写在中国儿童文学“任氏兄弟”纪念展之时

任大星任大霖二位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许多独特的故事，这些故事从前未有人讲过，它们只属于任氏兄弟。

比如大星先生的《三个铜板豆腐》。

我是在很多年前看的，但至今还记得那个故事：当时，三个铜板可以买一块豆腐。大星（这是一篇自传性的小说，我相信这里的“我”就是大星先生本人）与弟弟跟随妈妈到外婆家，第一次吃上了美味的豆腐。外婆见兄弟两个心满意足的样子，许诺他们下次再来时还请他们吃豆腐。然而世事变迁，再次见到外婆已是二十多年后，那时外婆已偏瘫在床。但外婆却一直没有忘却当初的承诺，她让兄弟俩从她的贴身口袋里拿出了保存许久的三枚暖烘烘的铜板，要请他们再吃一次豆腐。然而，因物价飞涨，三个铜板已经买不下来一块豆腐了。但外婆那绵延了二十多年的记挂与爱，让他们泛起盈盈泪光。

也是一篇第一人称的作品。作品讲述了他学生时代的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平老师的故事。平老师不仅勇于在日本兵面前保护学生，还敢于在歌咏比赛上让学生合唱爱国歌曲，因此被敌人打伤，不久后便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我以为这里的“我”就是大霖先生）为此内疚不已，大病一场，因为他曾在平老师的婚礼上失手掉落灯笼，弄熄了蜡烛，这是不祥预兆，年少淳朴却又无知的他觉得是因他的过失而导致了平老师的死亡。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意外地见到了平老师——平老师并没有死，当年他逃离家乡参加革命去了。一直压在心头的郁结刹那间打开，乌云顿去，如日中天。

他们二位都很在意“文学”二字。文学在他们那里是一门讲究的艺术。他们的故事总是很有质地，既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又有能让当今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情感。这些作品具有可以超越时代的品质。

当我们在回忆任氏兄弟时，是不是应当重提现实主义的话题？之所以提及这两篇作品，目的也正在于此。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作家，是非常强调现实主义的。他们喜欢写第一人称的作品，其实不是选择什么叙述视角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十分在意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自然选择了这一叙述视角。当然，这里并没有暗含一个观点：第三人称就是非现实主义的。事实上，大部分现实主义经典，都采取的是第三人称视角，但在任氏兄弟这里，第一人称的使用确实是他们在意个人的经验、在意现实主义使然。其实，他们大量的作品也还是第三人称，但即使第三人称，写的依然是他们的个人经验。

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也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当他谈到他的代表作《可可》的写作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力图在这部书中，用最低限度的文学性和最高限度的真实性，来讲述巴伊亚州南部可可庄园工人们的生活。”他为了强调现实主义精神，故意有点极端地作了如上表述。其实，他是一个同样注重文学性的作家。我们光是从他的作品的名称都可以看出其“文学性”。

现实主义精神，是人类文学史的魂。我们不经意提及的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产物。但到了上个世纪中期，这一精神渐渐地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强调了。“观察”“体验”“凝视”“逼真”这些词渐渐远去，代之而起的是“虚构”“想象”“幻想”这些词——它们成为作家们（包括儿童文学作家）津津乐道的高频词。现实主义精神淡化，是不争的事实。

前些年，我说得最多的也是这些词。这没有错。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儿童文学）想象力不足，这也是不争之事实。但过去这么多年之后，我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当我们将全部注意力放在“虚构”“想象”之上时，我们的目光渐渐从历史、从现实之上挪移开了，殊不知，被我们忽视了的、漠视了的那一切，是文学的根本性写作资源。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故事，其实是任何虚构、任何想象都无法相比的——我们的想象力即使强大无比，也不可能超过造化、超过现实，超过冥冥之中的造物主的设计。想一想，连我们的所谓想象力，都是它给予的。

中国儿童文学是不是需要重新面对任氏兄弟、面对“现实主义”？我们是不是该重新考虑想象力与记忆力的关系？是不是应该这样想：想象力固然重要，但记忆力——对现实的记忆能力更重要？是不是应该回到现实主义的大旗底下，再用冷静而犀利的目光观察、打量这个风起云涌、变化万端的世界，去眺望苍茫无极的远方？

现实主义创造了文学史的辉煌，一部儿童文学史的辉煌同样离不开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存在的根基，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我们无法对其淡漠，更无法背弃。中国当下的儿童文学需要尊重现实主义，需要认真的回归，那是应有的一份理性。感谢任氏兄弟留给我们那么多富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的文学文本。

任氏兄弟是我敬仰的两位作家，我曾是他们的忠实读者。作为后来的作家，我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过很多写作的经验，这些经验至今在影响我的写作。他们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他们创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儿童文学范式，他们的作品有许多来自他们童年的经历，质朴的文字、真诚的写作态度、从内心深处自然流露的情感，以及他们对儿童文学永不停歇的探索和思考，都值得我们后来的作家学习。

文章编辑：何晶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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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浦东新区前程路88号）

超现实主义的图像范式著名画家陈林对新工笔创作的研究和探索

现在全国中国画创作现状是接受新工笔创作方法、理念影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想，主要还是这些年轻艺术家在新工笔绘画的系列创作中，看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大家对新工笔绘画现在产生的影响，会更为清晰。未来，接受新工笔绘画影响的年轻创作者的创作愈发成熟，不断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形态，新工笔就会成为一个艺术史的景观。在这个层面上来说，陈林老师在新工笔画创作中花鸟画领域的成就和影响，有待我们进一步跟进研究。

陈林老师的绘画关乎叙事，借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图像范式，用的是“拼贴”的方法，将古代绘画的图像文本，与参照了照片或图谱的鸟并置。在这里，陈林老师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很好地解决画面的空间、形象和构成问题。在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传统绘画中屏风的意象，就让我想到巫鸿先生关于屏风问题的系列研究。其次，陈林老师很好地解决了造型的基本问题，他一直在强调“宁方毋圆”，鸟的造型就比较方，就很有体量感。显然，陈林的鸟是拟人化的，是物化的人形。为了将鸟的姿态和人的形态更好地呼应，陈林老师特别注意画很多鹭鸟。（魏祥奇，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著名美术评论家、策展人）

在我看来，陈林的作品非常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两点：一、“叠加式游目”。他的画面始终有一个围绕禽鸟展开的叙事线索，近些年，尤其是2013年之后的作品会有一个图像母本，这个母本通常是对经典视觉文本的再现，观者可 以从中辨明它是哪件作品的局部，比如马远的《水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母本是一种窗口的象征，把画面的气象沉潜到艺术史景观中，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母本所在的空间与观者所在的空间之间，还存在一个由禽鸟构成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禽鸟代替观者对母本进行游目式观照，成为了游目的主体，牵引出中国传统绘画的体验方式，但同时它也是被观看的主体，使得身在画外的观者带有窥探的性质；当然，禽鸟的视角也有游离出画面、与观者目光相连的情况，这种“反凝视”增加了画面的复杂性和层次感。可以说，一方面他借助禽鸟视角触及到经典视觉文本，给观者带来“叠加式游目”视角，另一方面又借助禽鸟视角与画外目光对视，形成与观者制衡的目光。而这两种情况的共性在于：叠套式的画中画结构形成了一个不透明的意象，带有强烈的空间叙事意味。

第二点就是，“潜古意识”。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探讨陈林的阶段性绘画时，也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观看。21世纪以来，在历经百余年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之后，伴随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艺术家对于西方文明已经不再如以往那般好奇，不同于85新潮艺术家要回应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并做出反应的思想状态、心灵处境。此时，传统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基因的同源性越来越明显。在当代艺术处于转折的重要阶段，或许“潜古”是种方案：潜是沉潜，在传统中涵咏。当我们回到传统文化的深度认知的时候，“变古而新”激活新一轮的创造力将是下一阶段的重要节点，打开认知世界的新方式、新语言，生成对抗数字化时代全球人类趋于同质化、平庸化的一剂良药。陈林的研究和探索，就是围绕这种思路展开和深化的。（孙欣，《中国书画》画院秘书长、著名美术评论家、策展人）

陈林，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主席，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教育部美术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山水花鸟艺委会副主任、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创作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主编国家十二五高校规划教材《中国画·花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