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与金庸十件大事
2024年11月8日，武侠文学界的奥斯卡——第四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典礼在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金庸故居举行。
武侠文学金剑奖是中国武侠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奖项，旨在表彰在武侠文学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作品，1995年首届金剑奖金奖的获得者是金庸和梁羽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在第四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典礼上讲话指出：“‘金剑文学奖’是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最为重要的文学奖项，相信金剑奖的颁发将会发掘和支持更多优秀武侠文学作家作品，推动作家作品走进读者视野，让更多人爱上武侠。”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孔庆东教授的作品《金庸者谁：北大金庸研究课堂实录》今年荣获金剑奖研究类提名奖。
这本书以北大“金庸研究”课为基础，作者从现象学、文化、文学、武侠四个方面，将金庸、金庸武侠小说作为重要文化现象，进行以武侠文学为核心的大文化研究。具体研究的问题有金庸生平、社会关系、民族观、人生观，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爱情、侠义等。作者“回顾金庸先生爱国爱乡的崇高精神和他在文学、新闻、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及产生的巨大而良好的影响。”
2024年，也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孔庆东老师60岁生辰，东博书院出了一本“孔庆东研究金庸小说”专刊，我们特向孔老师和杂志编辑小提琴老师讨来其中一篇《孔庆东与金庸十件大事》，以飨读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日，北大中文系孔庆东同学在宿舍里拿起一本已脱落封面的通俗文学期刊，上面连载了两章《射雕英雄传》……这是孔庆东第一次读到金庸小说的历史时刻。
1994年，金庸到北大接受名誉教授称号，会后孔老师与金庸先生及夫人合影。这是孔庆东第一次当面与金庸交流。
文章《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得稿费 2700 港币。金庸先生非常赞赏，两次与孔庆东见面时主动提起。并以此总结了自己小说中的民族意识。
1994年，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讨论课，博士生孔庆东多次在课上发言。在严家炎先生建议下，撰写《金庸小说情海拾贝》，并与严老师合作评点《连城诀》。
2003年10月8日，在海拔1614.7米的华山北峰，年近八旬的金庸在陕西电视台举办的“华山论剑”节目中，与一众名人在华山共论江湖。孔庆东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论剑”，其他嘉宾还有魏明伦、张纪中、杨争光、聂卫平等。
2005年1月,孔老师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金庸小说，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当月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讲稿合辑《金庸评传》。这一年赴港，与金庸先生见面并合影。
2007年6月21日，金庸先生当月来到北大，给“东博书院”亲笔题词，并写了一幅字“情为何物”,“挂在和尚家的小屋”。
2008年9月17、18日，在金庸故乡浙江海宁参加“金庸书院”奠基典礼暨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2019年孔老师两次参加联合国中文日，分别开讲《中国武侠文化与世界文明》《金庸小说的国际视野》，并应邀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做金庸主题讲座。
2024年, 孔老师在北大第五次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纪念金庸先生百年诞辰。2004年至2024年，20年间，五次在北大开设此课，每一次都受到学生和旁听生热烈欢迎。2019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讲稿出版《金庸者谁——北大金庸研究课堂实录》一书，北大原校长周其凤先生题写书名。
一本让你狂笑之后，深思百遍的武功秘籍！
萧逸的尴尬与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
近日，武侠小说家萧逸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萧逸是著名的新派武侠小说家，但与金庸去世刷爆朋友圈引发各界缅怀不同，萧逸去世后文化界与评论界反应寥寥。更为尴尬的是，作为一位创作了50多部武侠小说、作品发行量超过千万册的作家，在中国知网上甚至找不到一篇专门谈论其武侠小说的学术论文。同为武侠小说名家，萧逸的身后遭遇及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落差令人感慨。
萧逸自幼熟读《水浒传》《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作品，早在大学时便创作发表了处女座《铁雁霜翎》，香港电影公司将其搬上了银幕，从此一举成名。应该说，萧逸的起点之高、发展之顺，是超过了许多武侠小说作家的。在长期的创作中，他也尝试在历史时间和人物背景中展开构思，加强了对于作品环境的表现和对复杂人性的刻画，将侠义、人情融会在武艺描写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追求。萧逸对自己武侠小说的艺术质地颇为自信，他曾这样憧憬：“我会以自己的努力，提升它到文学领域，让武侠小说作为教材，自己也不觉得脸红。”自从1963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将《铁雁霜翎》搬上银幕之后，萧逸的作品被香港、台湾、大陆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作品颇多。但热闹的表象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祖国大陆的学术界和文化界似乎并未将萧逸看作一位可以与金庸齐头并论的武侠小说大家，不仅他的武侠作品出版次数有限，学术界的研究也是付之阙如，许多读者尤其是年青一代更是对其十分陌生。
对于武侠小说难以进入文学殿堂的问题，萧逸曾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人们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武侠小说只是神怪打斗的场面，缺乏文学价值；二是文学批评家缺乏对于武侠小说的阅读和理解；三是部分写作者粗制滥造，败坏了武侠小说的名声。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却无法解释金庸、梁羽生等武侠作家何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并且获得广泛认可的现象。我想形成这种剧烈对比的一个根本原因，即在于作家写作过程中对于武侠小说文化内涵的重视与否、表现得是否到位。萧逸的武侠小说有时被称为“情侠小说”，这是因为作家在创作中努力追求情感与侠义的贯通，正如他所言：“武侠小说的要旨在于一个"侠"字，侠是伟大的同情，有伟大的同情心，讲义气就是侠，不一定会武功的人才是侠。”
问题在于，萧逸的武侠小说都是围绕爱情和义气展开情节，情节固然吸引人，却缺乏一种更为深沉、内敛、启发人心的文化内涵。金庸小说充满着传统文化要素，从琴棋书画到经史子集，从儒家精神到儒释道文化，处处彰显着传统中国的文化魅力。而萧逸的作品则过于聚焦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与江湖恩仇，对于传统文化显示出知识储备的不足与写作上的生疏。萧逸的武侠小说情节紧凑，故事起伏，人物塑造也颇为精彩，但文化内涵的欠缺使得文化界和评论界都不太重视其作品的意义。一旦武侠小说稀释了传统文化内涵，而只注重表现爱情与侠义本身，就会让读者只留下文化消费者的阅读快感，却无法经由文化感召与认同而形成神圣的崇高感。
人们在概括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时，喜欢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但文化的特性在于，它是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精神的内化，植根于民族心理深层，只要一个民族没有灭亡，这种文化就一定会永远存在。对于武侠小说作家而言，理解传统文化、表现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文化是创作的应有之义，也是一条永不过时的写作箴言。
（作者：龙其林，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系主任）
金庸首次翻译作品内地出版，侠气文学与英语的交融
在金庸百年诞辰之际，他的翻译作品首次在内地出版，引发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他不仅是武侠小说的巨匠，还是出色的翻译家。去年，《金庸译文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和《金庸译文幸福婚姻讲座》两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金庸译文在内地出版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两位海外名家达蒙·鲁尼恩和安德烈·莫洛亚的唯一中译本。金庸的翻译生涯可追溯至他在《东南日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的早期，他与萧乾和杨刚等翻译名家共事，为他的翻译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庸以其独特的韵味和幽默感在翻译界独树一帜，尤其是在《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中，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鲁尼恩幽默而生动的文风。通过运用地道的粤语俚语，金庸的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的风味，更令其更加贴近读者，充满了本土文化的色彩。正如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翻译三难：信、达、雅，金庸的译作无疑达到了这些标准。
这位文坛巨匠在多个领域均有卓越成就。他翻译的作品涵盖了从时事新闻、国际专论到艺术分析和小说等众多领域，其数量和质量均令人叹为观止。金庸深知阅读的重要性，他的藏书映射出其广泛的阅读习惯和对文学的热爱，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名著，应有尽有。
金庸的创作灵感和翻译能力源于他对文字的热爱与敏感。他的经历，无论是与书籍的亲密接触，还是在翻译的实践中不断提升，都使他在文学的殿堂中创造出了一部部作品。这种持之以恒的阅读和学习，让他在翻译中拥有了丰富的文化背景与语言驾驭能力，能够把握作品深层的意蕴。
金庸的译作向我们展示了优秀文学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无论是他的人物刻画，还是情节安排，都充满了细腻的观察与理解。与其说他的翻译只是语言的转换，不如说是文化的交融与再创造。《记者之妻》等短篇小说展现了鲁尼恩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幽默风格，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又引人深思，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现实的无奈。
金庸的翻译不仅赋予了这些作品新的生命，也让广大读者得以领略到西方文学的风采，增强了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如今，他的翻译作品在内地的出版无疑推进了中西文学的对话，使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些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