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外科之父
吴孟超(1922年8月31日-2021年5月22日),福建闽清人,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庄同济医院终身名誉院长,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和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大陆学者之一。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进入同济附中,1949年毕业于原同济大学医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2012年2月3日,光荣当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2019年1月14日,吴孟超院士退休。
吴孟超是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的新见解,在国内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建立了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他主持建立了肝胆外科疾病治疗及研究专科中心,先后获国家、军队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24项,出版《腹部外科手术学图谱》、《肝脏外科学》等医学专著19部,发表论文220余篇。2020年10月18日,吴孟超院士馆在福州闽清县落成开馆。
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据央视网,吴孟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2021年5月23日早晨,吴老悼念仪式在生前工作的东方肝胆医院3号楼举行。
2021年5月26日(周三)上午,吴孟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于5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市长海路225号3号楼广场设置灵堂,接受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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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细微处看见远方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三体》,一定会对书中所描述的能像电脑那样显示图像的“未来服饰”向往不已;如果你已经玩腻了iPhone,一部如玻璃般全透明的手机一定会吸引住你的目光;又或许你正在担心你的手机快没电了却找不到充电的地方,那么“边走路边给手机充电”这样的新奇技术可能正是你所期待的。
这些都是王中林的研究可能带来的“福利”。5月中旬的一天,在中国科技馆“大嘉讲”的讲台上,已过50的他显得从容淡定,在短短几十分钟的演讲中,现场不时掌声雷动。
翻阅王中林的简历,你会发现他竟是纳米科学里的世界级“牛人”——中科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校董教授,同时也是1992年~2002年10年中纳米科技论文引用次数世界个人排名前25位作者之一。
2012年12月的一天,王中林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邮件。邮件通知他因“自充电能源包一步实现能量的产生和储存”而入选国际知名英国科学网站“物理世界”的“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2005年,为了解决纳米器件的供电问题,王中林开始研究纳米发电机,一年后实验成功,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个成果被认为是纳米科技发展中“从单个器件飞跃到阵列器件的里程碑”。
这种“纳米发电机”能将微小震动产生的机械能转变为电能,为传感器、探测器等供能。王中林因此成为国内外许多媒体追捧的对象。
在“大嘉讲”的现场,王中林与观众分享了两则他在研究过程中有关“错误”的故事,在主持人理论物理学家李淼看来,这些故事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见微知著。
那是2005年夏日的一天,王中林与一位博士生用当时最高级的手段测试纳米材料的压电系数。这位学生做了一整个夏天,得到的结果却和王中林期待的不太一样。
是方法错了,假设错了,还是计算错了?当时王中林首先想到的是假设出了问题。他同学生一起反复研究,重新计算,最终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利用纳米材料发电。
一年后,王中林发明了纳米发电机,在此基础上,他又发明了不依赖于原子力显微镜并能连续不断地输出直流电的纳米发电机的雏形,为技术转化和应用奠定了原理性的基础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有时候你摔了一跤,但绊倒你的很可能不是砖头,而是一块金子!”
2011年,另一个“错误”启迪了王中林的小组关于研制“柔性摩擦电发电机”的思路。
2011年3月,王中林在做纳米发电机的学生向他汇报:最近测试出的结果和以前不大一样,以前发出的点是只有1 V~2V,但最近有时候测试出的结果能达到10V以上。王中林排查原因,很快发现这是因为那个学生在做纳米发电机的时候没有封装好所致。
但这个“错误”却把他带入沉思——“在这种时候,做教授的不是在第一时间把学生批一顿,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未知的现象中发现点什么。”
王中林和学生把设计方案改了又做,做了又改,经过6个月的反反复复打磨,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十分简单却非常有用的技术——摩擦发电。
“摩擦起电”是个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物理学规律,但王中林研究的“摩擦发电”却是另外一回事。“摩擦以后产生的电场能够驱动电子流动,这在过去很少能做到。”王中林介绍说,一些国家开设有摩擦学研究所,研究的是如何消除摩擦,把摩擦当做某种负效应,而王中林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这种摩擦来发电,让“负效应”带来“正能量”。
“你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有多少有摩擦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就有动作,如果利用纳米材料将这种摩擦发电技术到新能源建设体系中,纳米技术才算是真正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王中林的纳米研究还不止这些,他向记者展示了经过31道工序制造、装有几万个垂直压电三极管的全透明手机,甚至梦想着有一天中国能用上路基发电机和潮汐发电机,把纳米发电机装到人体内,让中医号脉这样的技术实现数字化。
王中林说自己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正是因为怀揣梦想,让他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不断突破逆境和困难取得显著的科研成果。
王中林探究微观世界由来已久,1987年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小颗粒,这种小颗粒后来被正式命名为“纳米”,他笑言自己“在纳米还没有被叫纳米的时候,就已经在研究纳米”。
1978年,王中林从陕西省渭南市的一个小乡村里考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4年后,他成为当年西北五省唯一被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录取的学生,进入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美国,他只花了4年就完成了一般人需要5~8年才能取得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创造了该系的历史纪录。
如今的王中林有着诸多光环,面对学生,王中林一遍又一遍地鼓励他们不要放弃梦想:“没有梦,什么都实现不了。”
爱迪生说过,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王中林则把这个定律改了一下——“天才应该是灵感乘以汗水,年轻人总希望一夜成名,只看见了成功的光环,但没看见辛劳的背景。”
“做科学,很多时候是千里走单骑,不要怕别人对你没信心,就怕你自己没信心,哪怕是别人质疑你的时候。”
就如同他提到的那两个有关“错误”的故事一样,正是从这些微小的细节里,王中林看到了未来前行的方向。
(文/《中国科学报》·吴益超)
物理学家,1982年本科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美国化学学会会员,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校董事教授,2006年晋升为佐治亚理工学院杰出讲席教授。
从事研究工作30多年来,王中林已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近1050篇期刊论文,其中《科学》杂志12篇,《自然》杂志4篇,《自然》子刊12篇,拥有200项专利,5本专著和20余本编辑书籍和会议文集,其论文被引用85,000次以上,论文被引用的H因子(h-index)是141。他的开创性工作荣获了2014年材料领域世界技术奖等多项国际荣誉以及201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一部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著作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杜德斌教授所著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理论与实践》于2024年2月出版,香港大学地理学讲席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林初昇为本书作序。序文中林初昇教授评价此书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著作,将极大地推进科技创新理论的研究,同时对中国乃至世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表达当今中国各级决策者的雄心抱负,可能没有比“创新”更合适的了。“创新”作为中国目前发展的一项新使命和新愿景,深深地激励着全国上下各级的决策者。长期以来,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沉迷于将城市建设成为各种大大小小的“世界城市”。然而近十年来,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迅速风靡神州大地,成为国家和地方发展议程中的首要任务。虽然我国各级领导的规划与决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创新转向”,但是我相信极少决策者有足够信心宣称自己知道“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本质和态势。什么样的城市才有资格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如何形成、集聚和演化的?为什么某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更有创新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究竟由什么构成?这些中心是靠什么内外力量所驱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并具有全球影响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过程和路径有哪些?中国城市与欧美城市相比在科技创新方面差距在哪里?中国科技创新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未来中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不容置疑,这些问题对中国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议程至关重要,但在国内外从未得到系统解答。杜德斌教授及其团队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和空间分布进行系统阐述和详尽解析。鉴于“科技创新”主题的重要性,来自不同学科、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论著和文章,这并不奇怪。然而,现有的文献大概可分成两类:要么是对创新现象的高深理论探讨,要么是主观臆断的政策建议。杜教授及其团队在本书中所做的是超越现有文献,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系统表述和解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和过程,成功地将复杂而深奥的议题变得通俗易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引人入胜、耳目一新的有趣而易懂之剧本:故事情节一幕紧接一幕,从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解读,到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系统拆解为其功能特征与构成要素、发展机制、支撑环境、多样化路径和空间分布,再到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实际案例。所有章节均配有数据分析,并与现有研究相对比。本书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系统地回答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究竟由什么要素构成,其形成机制和驱动力是什么,为何某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更具创新性,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成败的关键原因何在,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哪些重要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更高效地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些真知灼见无疑对关注科技创新的各级决策者、规划师、专业人士和企业家们都十分宝贵。杜教授及其团队为我们呈献了一本构思精巧、内容翔实、影响深远的里程碑力作,可喜可贺!
本书不仅对关注科技创新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极具参考价值,而且也是一部具有理论深度、激发思维的学术著作。从概念和理论上讲,本书呈现了新的观点和素材,对科技创新研究中的流行观点与假设提出批评和挑战。如果我们认真和批判性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当前的科技创新范式是建立在三种广为流行的信念或基本假设之上的。首先,大家普遍认为重大科技突破乃是举全国之力攻关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例证。在这种观点看来,科技领域的巨大障碍总是可以通过国家的巨额投入而轻松克服,中国目前的芯片生产瓶颈也不例外。杜教授及其团队是从批判性角度出发,勇敢挑战这种流行观点的先锋。本书以详尽的理论和实践案例充分说明:科技创新不是街上自动售货机里用来解渴的饮料,可以通过插入硬币触碰按钮就能轻而易举获得,也不是用于快速充饥的速食面,只要加点开水就可以立即享用。相反,科技创新是一个逐步演化、耗费时间的密集型知识生产和交流的过程,由一系列因素所产生,包括人才的集聚和互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集群,法律、金融、社会服务和风险资本的支撑,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大力鼓励和推崇“打破常规思维”的地方文化和环境。当然,科技创新也并非神秘莫测、难以捉摸、虚无缥缈的使命。正如杜教授在本书中所展示的:科技创新在北美和欧洲可以梦想成真,在中国和东亚也同样可以实现。
学术界和公众普遍持有的第二种观点是:将科技创新视为一种不受区位、距离和地理因素影响的超时空现象。认为数字革命是科技进步的基础,它有效地压缩了空间距离,消除了边界和地理障碍,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平坦、无边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区位和距离不再是问题,地理也变得无关紧要。在这本书里,杜教授及其团队通过许多活生生的现实案例和丰富的经验证据,对这一普遍持有的观念提出质疑。与传统观点相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不是随处可见、超越地理空间的“无脚动物”。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在地理上极不均衡而富有选择性,往往取决于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优势要素组合或汇聚。而且,“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路径和空间轨迹,也因地域、环境和文化而异。
现有理论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科技创新通常都是由核心国家的重大发明扩散到边缘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只是北美和欧洲核心创新的接受者、消费者、追随者或采用者。杜教授在本书中展示的却是一幅远比现有理论假想更加复杂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真实图景。正如本书在第九章所展示的,中国并不仅仅是国外新技术的被动跟随者和接受者。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国的科技创新可以而且已经与欧美同行并驾齐驱甚至有所超越。中国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如此迅猛,已经明显削弱了美国、欧洲和日本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
能为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序,我深感荣幸。本书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模式、过程、路径及其地理表征等内容进行学术探索,对地方、国家和全球科技创新发展有极大的理论和实用价值。我深知目前已有大量相关出版物,但鲜有能够像杜教授及其团队这样采用全面、深刻、扎实、实用的方式,深入浅出地系统阐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个复杂而精彩的故事。我相信这一部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著作,将极大地推进科技创新理论的研究,同时对中国乃至世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978-7-5478-64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