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古代中医，因为做人体解剖，被同行斥为“邪人”

中国传统医学对于人体构造的了解，深受《黄帝内经》等秦汉时期著作的影响。此后两千年间，除极个别医生因做过人体解剖，对脏腑位置有直接观察外，绝大多数古代医生坚持《黄帝内经》中那种阴阳五行和五脏六腑相对应的身体观，并不深究脏腑在人体内的真实情况。

在所有曾做过人体解剖实验的古代医生中，以王清任（1768~1831）最为著名。

王相信“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但在阅读中医典籍时发现，古书对脏腑的记述“处处自相矛盾”。他于是将古人对脾、肺、肾、心、胃、小肠等器官的错误观点一一列举，如：

意即，有的书说两肾间的“动气”是命门，有的书又说右肾是命门，全无依据。

嘉庆二年（1797年）发生在滦州稻地镇的一场瘟疫，为王清任观察人体构造提供了机会。

当地很多草草掩埋的病故儿童，遭野狗撕咬，遍地“破腹露脏”。王清任每天去观察这些尸体：

唯一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为尸体都曾遭野狗啃食，他没能观察到脏腑间的“隔膜”。

后来，王清任又三次到刑场观察死尸，也没能如愿看到“隔膜”。直至他的一位病人——曾镇守哈密、见惯死者的某官员，向王清任解释了有关“隔膜”的问题。

前后历时42年，王清任终于大体弄清楚了脏腑在人体内的情况。

他将自己所知的脏腑情况绘制成图，附在《医林改错》一书中，刊行于世。他自言：

他希望以后的医生能够参照脏腑图，更好地治病救人：

通过亲自解剖和研究，王清任纠正了《黄帝内经》《难经》等中医典籍里的很多错误。

他绘制的脏腑图，胃、肝等画的都比过去更加准确；脾由竖置改为横卧；隔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不再有“孔窍”；胰腺更是第一次出现……③

对于传统医学理论，王清任多有驳斥。

他否认所谓“三焦”的存在，第一次系统研究了“经络”的实质。通过解剖，他发现中医传统上所说“灵机在心”“心主神明”都是错的，真正产生意识、感觉的是“脑髓”，即大脑。

因条件所限，《医林改错》中也有很多失误。

比如，书中认为心中无血；将动脉当作气管；观察吸气、吐气、吐痰等和肺无关；把精道、血管、溺孔等绘为互通；把大肠（结肠）画的有如小肠（空回肠）等。④

王清任的研究方法，及《医林改错》中鲜明的正误共存，导致其人其书，在中国传统医学界饱受争议。

在抨击者看来，王清任可谓道德沦丧，嘉庆年间的名医陆九芝说他是：

清代儒医陈年祖也指责他“不仁”，乃“狂徒”“邪人”。⑤

当代中医，多认为王清任“越改越错，错中加错”，如名医蒲辅周说他：

中国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仅关注脏腑功能，而不在意脏腑形态；研究人体，依靠的是阴阳五行学说，而非实体观察。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很多古代儒医认为，并不需要借助解剖实验来认知人体；王清任的努力，也因此在他们眼里变得全无意义。

王清任通过解剖观察脏腑，并敢于质疑《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传世经典，使《医林改错》成为中医学突破阴阳五行哲学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先声

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陈定泰，正是在王清任及《医林改错》的启发下，参考西方的解剖图谱，才绘制出较为精确的“脏腑全图”。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王清任的肯定，已更多地集中在其科学实证精神，而非苛责其《医林改错》本身也存在不少错误。如谓王清任：

可惜的是，王清任的科学实证精神，并没有能够被后来的中国传统医学所继承。

一是如前文所说，当时主流中医从伦理上鄙夷王清任的解剖实验，且坚信《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不认为中医发展要借助解剖。

二是王清任出版《医林改错》后不久，西医著作就大规模传入中国，学习解剖及脏腑的相关知识，直接阅读水平更高的外国著作即可。⑩

于是，在《医林改错》中，只有居于次要地位的“逐淤活血方药”，因为切合中国传统医学的气血理论，仍被中医沿用至今，王清任其他更重要的学术遗产，反被长期湮没。

王清任万万不会想到，在他过世一百余年后，《黄帝内经》及其荒唐的“阴阳五行”理论，依旧被中国传统医学界奉为圭臬。

为何称其为六甲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更是人生之中都要经历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出生了。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对于生命的降生，人们都十分地重视。如果有哪一家的女性怀孕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而女性从怀孕到生产，甚至到恢复的这一过程当中，都会被家人视若珍宝地照料着。

如今，人们对于女性怀孕的称呼有很多，比如说有喜、准妈妈等等，而在古代，对于孕妇的称谓则更多是

那么古代的妇人怀孕，为何会被称之为“身怀六甲”呢？其实这也是出于许多方面所考虑的，当我们了解完全部原因之后，就不得不对古人的智慧，予以敬佩了。

顾名思义，“身怀六甲”中的“六甲”指的便是孕妇腹中的胎儿，而想要知道古人为何如此命名，则需要先知道何为“六甲”。

“六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几个不同的意思。

首先，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用的是计算时日，天干有十个，地支有十二个。

而“甲”便是天干的首位。而在历法之中，以甲字开头的共有六个，因此被称之为六甲。

在天干地支的历法当中，一甲子为六十年，而则象征着一个完整的轮回，因此六甲也象征着圆满的意思。

其次，在我国道教体系当中，有着六丁六甲12位天干地支的神明，而六甲神是阳神，因此六甲也有指代六甲神的寓意。

除此之外，六甲还有比如五行方术、道教符号等其他寓意，不过这就与孕妇的“身怀六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而古人之所以称孕妇，为身怀六甲，则与刚刚所说的“六甲”所代表的含义，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从时间的方面来看，根据相关记载，人在生长过程当中，每个时间段都是不同器官成长、发育的时间，而在胚胎过程当中，这样的体现无疑更加的明显。

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甲子这六个时间段，都是人体器官发育的最重要的时间段，因此“六甲”所象征的，也是孕妇腹中胎儿所发育的过程，所以古人将孕妇腹中的胎儿，称之为六甲。

而且，在古代由于科技条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人们的常识认知又不够，因此平均寿命十分的短暂，六十岁在古代已经是高龄，甚至许多人都没有到六十岁便病逝。

所以称孕妇腹中的胎儿为六甲，也是希望这个孩子可以平平安安地长大，安稳长寿、圆满度过一生的意思。

再者，由于古代的医疗技术不足的客观原因，使得“保大还是保小”这样的问题十分常见，古人称胎儿为“六甲”，也有寻求六甲神庇佑，希望保护母子平安的意思。

除此之外，称其为六甲，也有希望能够获得六甲神“照拂”的寓意，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六甲神是阳神。男为阳、女为阴。在古代，只有身怀男孩的孕妇，才可以被称之为“身怀六甲”，而身怀女孩的孕妇，则被称其为“身怀六丁”。

在古代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风气十分严重，因此每个孕妇都希望自己所怀的是个男孩。而在被检查出来，确实是怀的男孩之后，孕妇，以及其家人们，都会十分的兴奋，因此到处宣扬。

反观那些“身怀六丁”的女子，则显得较为低调。所以“身怀六甲”这个词语才被人们广泛所熟知，而“身怀六丁”，则相对显得不经常被人们所提及。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之外，根据孕妇怀孕周期不同，体态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开始的时候，孕妇身体上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直至孕妇怀孕5——6个月左右的时候，体态上就已经有着天差地别。

通常情况下，怀孕六个月左右的孕妇，人们从外观上就可以一眼看出其有孕在身，因此民间也有着“藏五不藏六”的说法。就是说哪怕孕妇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可以可以隐藏怀孕的消息，但是当孕妇怀孕六个月，就已经藏不住了。

因此，虽然是十月怀胎，但是人们也将孕妇称其为“身怀六甲”。

综上所述，古人之所以将怀孕的女子称其为“身怀六甲”，是对胎儿成长过程的描述，也是对胎儿健康成长美好的祈愿，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人在制定这个称呼时，考虑得十分全面。

生儿育女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期都是头等大事，但是由于古代的医疗水平受限，女子在怀孕、生产期间，所能够使用的保障手段有限，因此人们便会将希望寄托在“神明”之上，其实像“身怀六甲”这样的词语，在我国古代还有很多。

日月入怀、弄璋弄瓦，都是古代对于孕妇的称呼，也包含了对于孕妇腹中胎儿的美好祈愿。

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有着许多既悦耳又有内涵的词语，这些词语有许多至今仍在沿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发明了许多新型词语，这些词语随着传播被人们所熟知、使用，渐渐地代替了一些古语。

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许多词语确实十分有趣、流传度也很高，但是某些词语其意义与内涵，却较之古语差了很多。

或许有人会认为，古人使用的词语早已跟不上如今的潮流，更不能准确形容现在的事物。可是这些词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没有被淹没、淘汰，则自然有其独到的地方。

因为这些词语往往都包好了古人的无上智慧，只有真正地理解了这些词汇，了解了这些词汇所表达的内容，与其背后的意义，才能真正地读懂古人想要表达的含义。

谚语、俗语、歇后语等等，都是古人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及无数经验总结而来，他们将这些经验撰写成这些词语，口口相传地流传下来，就是希望这些告诫能够为后人提供帮助。

正是有了古人的这些智慧结晶，才会使得我国的文化传承不曾断绝，才使得我们的国家如今可以如此富强。

被排斥与被神化的中国古代外科手术

“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

不妨尝试揣摩葛洪写下这些文字时候的心态：他是以这些医术为医道高妙之象征，以上六条医家奇能中涉及外科术的有四条，足可见葛洪心目中医家以外科为神奇。

外科之神奇来源于其神秘和高难度，在六朝隋唐时期，外科术已经变得体表化、小型化，并且被排除在主流医道之外，但是上古时期并非如此。

有关外科手术的发展历史，李建民《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及笔者《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已经有所阐述。

２００１ 年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３９２ 号墓发现的一个颅骨，证明５０００ 年前我国已有开颅手术；在新疆鄯善县苏贝希村曾出土２５００年前男性干尸，腹部有刀口，以粗毛线缝合，很有可能是腹腔手术；至于华佗外科术，更是家喻户晓。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解剖学的极度不发达和初期阶段外科手术的高风险性，导致外科手术逐渐被中国主流医学所抛弃，至少自南朝开始，医界就开始将华佗外科术排除在“正道”之外。

“春秋以前及和缓之书蔑闻，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备药性，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耳。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

陶弘景之语耐人寻味，“非神农家事”一句将华佗以及传说中的扁鹊等人外科术排除于医道之外，“别术所得”似暗指此乃巫觋之术，占卜施法常被称作“方术”，医药往往也在其中，但是陶弘景将两者并列，故可排除医道，似专指巫觋，亦即非人力所能致。

此后古医家对待华佗的态度基本上是承认其医药神效，但基本不承认其外科术真实性。例如唐代孙思邈对于华佗外科术采取的态度是不置一词，《千金方》中虽然大量引用华佗方，但是却不涉及外科术，

《千金方·序》中如此概括华佗：

“汉有仲景仓公，魏有华佗，并昏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

此话有意回避了外科术，但是由此博得了北宋校正医书局馆臣们的一致好评，

“我道纯正，不述刳腹易心之异；世务径省，我书浩博，不可道听途说而知。”

孙思邈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观代表了隋唐医学家，观此时医书引用华佗及其弟子医方者甚多，但是却均对外科术失声，可见在医家心目中此事近乎荒谬。

但是这并不妨碍唐代民间对华佗的崇拜，张雷指出：“大约在唐开元中，亳州就已经建造了祭祀华佗的庙宇，神小而庙微，又以尼姑主持，故名‘华祖庵’。宋代，地方开始有华佗庙的修建。”这种崇拜当属于民间淫祀，但却依托于佛教框架内，是中国本土信仰功利性和多元化的体现。

对华佗的怀疑，除了不信之外还有神化。例如

梁萧绎《金楼子》卷五《志怪篇》：

“夫耳目之外，无有怪者，余以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温泉之热，火至热而有萧丘之寒。重者应沉而有浮石之山，轻者当浮而有沉羽之水。淳于能剖胪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浣胃。”

“（华）佗之熊经鸱顾，固亦导引家之一术，至于刳腹背、湔肠胃而去疾，则涉于神怪矣。”

亦有将华佗技能看作是天赋异禀者，

“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挥刀而肯綮无碍，其造诣自当有神，虽欲师之而不可得。”

“世传华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中，洞见其脏腑，是以象图，俾后人准之，为论治规范。”

华佗何以能“刳肠剖臆”？因为华佗“造诣自当有神”或有“神目”——这就是二文对于华佗的“能”与后世的“不能”之原因的解释。应该说对华佗外科手术的“神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去人化”的过程，即将曾经实际存在的腹腔外科手术看作是非人力所能致，将华佗这个实际存在的人物涂抹上神异色彩，究其根本，这是对胸腹腔外科手术的另一种怀疑。

对外科术的神化就是这样，它出自对外科术的惊奇，夹杂着主流医家的否定和民间的崇拜，但归根结底是外科术没落的体现。

（摘自《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于赓哲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出版）

十年磨一剑，于赓哲教授医学史研究新著。

跳出线性进步主义史观，还原传统医学真正样貌。

历史学家的探索和思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978-7-101-14525-0

古人如何面对瘟疫？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古时候的医患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也有医患矛盾吗？于赓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本书通过对海内外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剖析实际案例，探索疾病与人心、医疗与社会、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尝试发掘文字背后隐藏的史实，并提供一种思路，试图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还原中国古代医学本来面貌。其切入点既有医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医者形象的模塑、医患关系的探讨，亦有对古代的卫生体系、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宋代墓葬壁画背后的医药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原标题：《被排斥与被神化的中国古代外科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