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赵汗青:白居易诗歌为何在东西方传播?
中新社合肥6月28日电 题:白居易诗歌为何在东西方传播?
——专访安徽省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会长赵汗青
白居易,唐代现实主义诗人,也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感,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自东向东、自东向西,得到广泛传播,生命力历久不衰,影响深远。
白居易的诗歌为何能在东西方传播?其传播历程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何启示?安徽省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会长赵汗青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白居易的诗歌在海外翻译、传播与影响等进行解读。
中新社记者:白居易的诗歌为何能在东西方传播?
白居易的诗歌能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传播流布,受到推崇,核心在于其实现了通俗语言、普世情感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
白居易践行“老妪能解”的创作观,摒弃生僻典故,通俗易懂,使诗歌能在翻译中最大程度保留原意,更易被不同语言读者理解。
例如《卖炭翁》《秦中吟》等作品,其人道关怀与西方启蒙思想及现代左翼思潮深度契合。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将《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争得大裘长万丈”改写为“愿为贫者披上温暖大衣”,延续了其中的批判和人道关怀意涵。《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出漂泊者的永恒孤独,日本将其融入“物哀”美学,西方则视为存在主义共鸣。
《长恨歌》以戏剧化结构融合史诗悲剧感,其情节张力贴近西方文学叙事。特别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等意象的强烈画面感,又与日本“幽玄”美学相通,故日本作家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多次引用白诗。
日本作家梦枕貘创作的魔幻系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以白居易为主角之一,讲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时代的故事。图为小说改编电影《妖猫传》白居易角色海报。电影《妖猫传》官方微博
白居易的诗歌传播史本质是本土化再造的过程。在日本,其讽喻诗被转化为贵族庭园的“闲适”趣味。在西方,亚瑟·韦利的散体翻译突出了其思想性,而詹姆斯·赖特则直接重构诗句呼应美国工人阶级困境。
白居易以通俗为舟、人性为桨,载着儒家仁爱、人类共情与生命哲思穿越时空。其成功证明:真正的世界性经典,在于能否用最质朴的方式,直抵人类心田,体现共通的人性。
中新社记者: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为何能引起西方共鸣?
一是其语言的平易性与能够产生共鸣主题的结合。白居易主张“老妪能解”,语言通俗直白,大幅降低了翻译中意境的损耗。其诗歌聚焦日常生活(如《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生命哲思(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等,这些主题跨越文化隔阂,易于引发东西方广泛共鸣。
二是现实主义与人道精神。白居易的诗歌以“文章合为时而著”为核心,其批判精神与西方启蒙运动后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詹姆斯·赖特在诗集中直接呼应白居易对底层民众的悲悯。
三是叙事性与情感张力。《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结构完整、人物鲜明,戏剧化表达贴近西方文学传统。其情感表达直率浓烈,异于中国传统诗歌的含蓄,更易被西方读者接受。
当地时间2023年1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加中亲善大使”、知名笑星、学者大山在2023“中西汇粹”新年音乐会上,配乐朗诵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传世长诗《长恨歌》。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中新社记者:能否介绍白居易诗歌在东西方的传播情况与特点?
日本平安时代,其贵族以熟读白诗为荣。著名文人学者,例如空海和尚和菅原道真,都非常推崇白居易的诗作,将其视为文学的瑰宝。白居易的诗歌占当时日本学者编纂的《千载佳句》总量的28%(507首)。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亚瑟·韦利首译白居易的诗歌。其中,亚瑟·韦利翻译的《汉诗一百七十首》等作品奠定西方对汉诗的认知基础。20世纪中后期,美国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华兹生等诗人、汉学家推动了“创意翻译”,艾伦·金斯堡等与白居易的诗歌展开对话。此外,詹姆斯·赖特1963年出版的诗集《枝不会断》以白居易贬谪经历为灵感,是跨文化再创作的标志。
中新社记者: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力,为何超越了李白等诗人?
首先是通俗性与文化的适配:白居易的诗歌语言浅白,而李商隐隐晦、李白狂放,均难被当时日本的文人消化。
其次是题材契合贵族审美:白居易诗歌的闲适诗,如《闲居》《喜闲》《闲乐》等,符合日本贵族生活趣味;感伤诗,如《南浦别》《花非花》契合“物哀”美学,讽喻诗则被剥离政治性转为景物描写。
最后是官方推崇与嵯峨天皇以白居易的诗歌考核臣子,菅原道真模仿其排律体,白居易的文集成为宫廷教育范本,使其融入日本文化基因。
中新社记者:白居易诗歌的传播历程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何启示?
真实情感其实是跨越文化壁垒的核心。白居易的诗歌以“老妪能解”的通俗实现情感直抵,证明个体经验书写(如羁旅、衰老)比宏大叙事更易引发共情。
再则,“通俗性”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从日本平安贵族到美国工人题材诗人,白居易诗歌的通俗性成为接纳起点,修正了“唯有深奥才值得传播”的误区。
还有就是本土化再创造的必要性。詹姆斯·赖特将长江纤绳转化为明尼苏达的暮色,紫式部将《长恨歌》重构为桐壶帝之恋,说明文化符号需经目标语境重塑方能在异地扎根。
最后是双向阐释丰富经典内涵。西方学者从白居易诗歌中看到“人道主义”,日本文人提取“物哀美学”,多元解读证明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开放阐释。
总而言之,白居易诗歌的海内外之旅,揭示了文化交流的本质:不是单向输出,而是以普世情感为基石,经由翻译与本土化实现共生。因此,在推广中华优秀文化时,我们要重视“可译性”、情感共通性及接受者的创造性转化能力。(完)
赵汗青,文学博士,现任安徽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会长。赵汗青长期致力于白居易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白居易,撰写白居易文化研究的作品数百篇。论文《白居易诗歌中的大运河》《白居易的家为何落户符离》《白居易母亲为何反对他与湘灵相爱》等产生了较大影响。除白居易题材外,还出版了《垓下之战》《抗日英雄欧老虎》等多部小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作家纷纷学习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等新观念、新方法,路遥也亦步亦趋,创作中体现出跟随时代主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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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伍德爵士:贝拉《魔咒钢琴》以文明救赎直抵人心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英国国宝级剧作家罗纳德·哈伍德爵士(Sir Ronald Harwood)在生前的最后六七年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犹太裔剧作家的使命:将他称为“直抵人类心灵最深处的史诗”小说——《魔咒钢琴》改编为电影剧本,并明确称其为自己代表作《钢琴师》(The Pianist)的“姊妹篇”。
他说:《魔咒钢琴》拥有穿透历史阴霾的力量。贝拉用一架钢琴和一段跨越信仰的爱情,复活了二战时期上海拯救犹太难民的壮举。它和《钢琴师》共享着一个灵魂,在最黑暗的深渊中,人性如何成为救赎的灯塔。这就是我称它为‘姊妹篇’的原因。
作为2003年凭《钢琴师》斩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的巨匠,哈伍德敏锐捕捉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内在联系:
精神个体在战争中对艺术的坚守与跨越族群的集体人道主义拯救以及东西方视角的史诗性交汇。哈伍德尤其推崇贝拉笔下“当中国平民为流亡者打开家门时”,人性光辉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的壁垒——这正是当下世界最需要的故事。
当世界文坛聚焦2025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仅剩百日倒计时,已故英国剧作大师罗纳德·哈伍德爵士(Sir Ronald Harwood)生前与迈克麦德沃关于《魔咒钢琴》的对话首度公开。这位凭借《钢琴师》斩获奥斯卡的巨匠深情剖白:贝拉的《魔咒钢琴》十分感动我,我也是第一次从她书里了解到这段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我将其改编为与《钢琴师》展开东西方对话的电影姊妹篇——让世人看见在黑暗深渊中,人类如何以爱去修复破碎的世界。
哈伍德在改编过程中还盛赞小说的文学突破:重构二战叙事坐标系,以1938年上海虹口“东方诺亚方舟”为舞台,首次将中国平民拯救数万犹太难民的史诗搬入世界文学版图。钢琴家与中国少女的生死之恋,成为穿透种族隔阂的文明符号——贝拉用一架钢琴完成了对殖民霸权的祛魅。
贯穿全书的“第八十八个琴键”隐喻:这既是物理的琴键,承载着流亡者记忆的密码;又是哲学琴键,将儒家“仁”与犹太教“Tikkun Olam”(修复世界)的精神共振;它还是神性琴键,当混血爱情结晶诞生时出现的超自然琴音,象征着希望永存。
女性视角的历史解构。女主人公李梅一次次帮助拯救犹太生命,颠覆传统战争叙事中的男性英雄范式。哈伍德特别在剧本强化这一设定:“李梅对犹太钢琴家的至纯爱情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对苦难逃亡中的犹太人终极的抚慰。”
贝拉成为2025诺奖的热门提名人,无论最终是否获奖,其文学价值已被世界文坛所关注。那就是跨文明对话深度、比较维度、传统战争文学、贝拉开创性贡献空间维度、打破西方战场中心论、上海维也纳双城叙事、救赎主体个体英雄主义、平民集体人道主义、文明资源、基督教救赎观、儒释道与犹太文明共生。
“他的眼神像被揉皱的《塔木德》经卷,每个褶皱里都藏着未诵完的祷词……”
贝拉在访谈中强调:“爱情与音乐永远比枪炮更接近永恒”。
当诺奖提名背后贝拉式的时代文学寓言,当世界陷入新冷战迷雾,《魔咒钢琴》展现的文明共处智慧恰逢其时。贝拉小说证明:人类完全有能力超越宗教与政治建立‘道德联盟’——这正是诺贝尔遗嘱中理想倾向的当代诠释。
欧洲科学院与拉丁美洲科学院两院院士王宁教授赞誉贝拉作品为“为全球化危机提供文学解方”。
当哈伍德用《钢琴师》镌刻个体抗争,贝拉以《魔咒钢琴》书写文明共济——这座用文字搭建的“上海方舟”,正是分裂时代最珍贵的文学方舟。
《钢琴家》改编自波兰犹太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曼的自传体小说《死亡城市》,聚焦二战时期犹太人在华沙隔离区的生存挣扎与音乐救赎。展现个体在战争暴行下的求生与人性坚守,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底。《魔咒钢琴》改编自作家贝拉的同名小说,以上海为背景,讲述二战时期犹太难民与中国女孩的跨文化爱情故事。战争中的文化碰撞与情感救赎,结合历史与虚构传奇。
哈伍德这两部剧本的风格与主题。《钢琴家》的风格冷峻写实,通过旁观视角展现战争的残酷与偶然的善意,避免英雄主义叙事。人性的光辉在毁灭中的存续,强调个体被动生存而非主动抗争。《魔咒钢琴》的风格是史诗爱情片,融合历史事件与浪漫传奇,注重跨文化情感联结。它的主题是和平与爱情在战火中的涅槃,突出上海作为“东方诺亚方舟”的历史角色。
项目曾计划由奥斯卡班底(导演巴瑞·莱文森、制片人迈克·麦德沃)拍摄,但因与上影集团合作搁浅;直到2020年哈伍德去世,疫情接近尾声,这部电影计划才由好莱坞重启并更名为《The Pianist 2》,作家贝拉已从上影集团拿回著作改编权,同时她也从投资方这儿获得了哈伍德剧本的版权。这是哈伍德爵士遗留世界的最后绝唱,整个欧美犹太裔电影人与观众都万分期待这位伟大剧作家献给人类的文化遗产。
哈伍德通过两部剧本展现了战争的不同切面:《钢琴家》以冷冽笔触解剖极端环境中的人性,成为历史苦难的镜鉴;而《魔咒钢琴》则试图以东方视角重构战时希望,强调人类情感的救赎力量。这部电影已由好莱坞独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