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是开国太子，去世后是开国皇帝之父，终因文学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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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专题历史，结尾有作者评说,往期看主页，欢迎关注和交流】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出身皇室是一件又喜又悲的事情，而对于开国太子或开国皇帝的长子来说，一般总得不到好的结局。今天要讲的主角萧统，正是生于大分裂时期的南北朝，出生就被立为太子，但年仅30岁便英年早逝。神奇的是，在去世二十余年后，其儿子建立了新王朝，追封他为高宗皇帝。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敬请关注，传奇人物帝王篇第一期，以太子著称的昭明皇帝。

公元501年，时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的萧衍迎来了第一个儿子，名为萧统。同年，萧衍从襄阳起兵，一路攻破都城建康，在公元502年称帝（后来谥号为梁武帝），于是刚刚1岁的萧统就被立为皇太子，也就说他几乎是与国家一起诞生的。

幸运的是，由于父亲萧衍励精图治，国内总体安定，萧统五岁就读遍儒家五经，8岁就能够在宫廷大殿里讲述自己对《孝经》的理解，可以说度过了一个非常充实和愉快的童年时光。

作为当朝太子，且自幼习读诗书，萧统自然成为了梁朝当仁不让的文坛领袖。于是，他组织文人搜集自周代至南朝梁七八百年时间里的优秀文章，成功编选出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共收录了130多位作者的700余篇诗文，其中便包括了我们熟知的曹操诗作《短歌行》。

然而，恰恰在《文选》编撰的526至531年里，萧统经历着人生中最为黑暗的五年时光，因为公元526年萧统因为蜡鹅厌祷事件（下文有详解），与62岁的父亲心生嫌隙，此后逐渐抑郁，在531年终因落水染疾而死。与国家同诞生，与巨著同灭亡，在中国古代的皇子里，萧统是如此特别的存在。

在古代因子孙即位被追封为皇帝本不足为奇，但萧统却在去世二十年后才被追尊为皇帝。原来，公元555年，萧统的第三个儿子萧詧得到西魏的支持，在老地盘江陵（今湖北荆州市）称帝，史称西梁或后梁（555——587）。即位后，萧詧便追尊其父萧统为昭明皇帝，上庙号高宗，同时追尊萧统之妃正妻蔡氏为昭德皇后，追尊生母龚氏为昭元皇后。不过，后世名人更习惯称萧统为昭明太子。

502年，梁朝建立，册封为皇太子，时年2岁（以虚岁算，下文同理）。

509年，在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时年9岁。

526年，因蜡鹅厌祷事件与父亲心生嫌隙，时年26岁。

526-531年，主持变编撰《文选》。

，时年31岁，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555年，第三子萧詧在江陵称帝，建立西梁，追尊昭明皇帝，庙号高宗。

起初：时任皇帝萧衍的丁贵嫔、萧统母亲于526年病去世，由太子萧统主持选出风水宝地，正准备破土动工。

变动：某地主得知萧统要选择风水宝地后，欲将自己的土地以宝地为名，赚取皇家费用，便找到了他的旧相识、时任皇帝萧衍宦官俞三副，跟他说如果能说服梁武帝用300万买他的土地，他就能给100万以回赠。就这样，俞三副找到时任皇帝萧衍，告诉他太子萧统选出的宝地风水不好，对您是不利的。当时62岁的萧衍是出了名的迷信想要长生不老，便相信宦官说的话，下旨更改葬地。于是，丁贵嫔葬入了该地主准备的土地里。

转折：一位名叫陈羽生的道士听说此事后，找到了太子萧统，询问他丁贵嫔葬于何处。在观看了墓地后，告诉萧统这块墓地本身没问题，但对于萧统个人是不利的。在听了一番道理之后，陈羽生说服了萧统，并将他带到了一个蜡制品工厂，选中了一个蜡鹅，说只要把这个蜡鹅埋入母亲丁贵嫔墓地旁，就可以解除晦气。

高潮：谁料，这件事的过程被宦官鲍藐之得知，而鲍藐之因为人奸诈被萧统疏远，便因此借机报复，向皇帝萧衍进谗言，说陛下最近身体不好，是因为太子厌祷（古代诅咒人的一种方式），他亲眼看到太子把一只蜡鹅埋进了丁贵嫔墓地旁，不信皇帝可以去看。

结局：听信谗言、本就迷信的62岁皇帝萧衍便派人去墓地挖掘，果真如宦官所言，便责备太子萧统，将陈羽生斩首。不过，虽然太子詹事徐勉为太子尽力解释，却依然免不了父子儿子从此心生间隙。而萧统更是因为牵连了陈羽生而自责，从此身体每况愈下。据说，萧统去世时，都城万人空巷，哭声震天。

萧统的结局像极了古代许多王子，令人惋惜。但从根本原因来审视，萧统的悲剧其实是时代所致，如果南北朝不是一个分裂时代，开国皇帝萧衍不会迷信，以至于和自己的儿子产生如此巨大的误会；如果梁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萧统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走南闯北，施展他的文学才华和政治抱负。可惜没有如果，幸好还有《文选》

如果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那就尽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专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也许也能够取得惊艳岁月的成就。

世界警察之父是关公，比西方警察制度早了六百年

香港、台湾警员的办公室，大多供奉关圣帝君。关公显圣助警察破案的真实故事也时有发生。

2002年，香港本港台的历史节目《跟踪香港》一期节目《关公》中提到，在战前，英国还统治香港地区时，传说警署闹鬼，华人探长刘福，报告当时的外籍长官，请了一尊关帝像来镇邪治妖，此后警署没有再闹鬼，所以就有了香港警察拜关帝像的传统。

2000年10月13日《北京晚报》也曾刊载一则消息，其标题为：“香港警署集体拜关帝”，其内容称：香港尖沙咀警署几个月来接连发生警长撞车死亡，一名女警自杀，以及一名警员的12岁独生子坠楼身死等不幸事故，导致该警署人员上下心绪不宁。新任的外籍指挥军官为求下属心安，特准许举行全体人员“拜关帝仪式，以驱除邪气”。

香港警察在警署内供奉关帝的习俗，始于1931年。当时油麻地警署刑事侦缉部的刑事侦缉总警长黎兆在杂差房内供奉关帝像神位，以示忠于职守，祈求庇祐，得以顺利破案，维持治安时能勇武表现。

这种做法很快被其他华人警察效仿，其后扩展至各个纪律部队，如消防、海关等。关帝从此堂而皇之地进驻全港各警署，成为华人警察的行业神、保护神。

追溯历史，中国历史上军警拜关公的传统是从宋朝开始的。

·薛居正等人撰《旧五代史·周书》云：“其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后各守职分，专切提撕；如所职疏遗，各行按责。”

·章谊传》载：南宋高宗时，殿中侍御史章谊应诏上言“弭盗之策”时说“警察有巡尉之官，惩艾有刀锯之辟，大则陈诸原野，小则肆诸市朝”。

“巡尉之官”便是中国最早的警察。宋代每县设巡尉一员，相当于警长，“掌阅习弓手(警员)，戢奸禁暴”。在城市一级，则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做“巡警”，类似于派出所。

“马弓手”，“马弓手”便是在旅馆、广场、交通要道、关寨执行治安任务的，“专捉盗贼，不许别有差使”，相当于负责地方治安的官员，算是古代“警察”，警察身份暗合关公的忠义护国和神勇抓贼，关公扶正祛邪、维护正义、维护法纪的神职正是是现代警察的功能。

1117）永兴军《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就有：“王（按指关羽）之行事，其忠节勇功，炳若丹青，乡人之所详闻”，“群盗畏服，威震华夏”之语，立碑人名单中就有衙役头领的名字。

1128）正月金兵包围长安之际，有撰《劝勇文》者，揭于关羽庙中，论敌兵有五事易杀:“连年战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易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各宜齐心协力，共保今岁无虞。”贶得而上之，诏兵部镂版散示诸路。真秘阁谢贶提点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狱公事，专切总领招捉贼盗。

由此可以推断，从宋朝开始，中国古代警察史上就已有了拜关公的传统。

·百官志·诸京警巡院使》载：“诸京警巡院使一员，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总判院事。”

·百官志·五京警巡院职名总目》也记载，辽设上京警巡院、东京警巡院、中京警巡院、南京警巡院、西京警巡院。其主官为某京警巡使、某京警巡副使。

“警巡”或“巡检”是宋辽金建立古代警察制度的一个标志，承担着禁卫、治安、狱政等多方面的警务职责，其专业化、专责化程度很高，比如南宋有专业消防队、军巡铺、厢官、寨官、保甲等。

900年，宋辽金时代的警巡院是世界上最早的警察。警巡院这三个字，跟现在的巡警完全一样，只不过是顺序颠倒了。宋辽金时期共同的崇拜偶像就是关公。

2005年，在荆州市沙市区长江与古汴河交汇处的宋代城隍庙遗址(现沙隆达广场西)出土的泥制红陶关公塑像，为宋代作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国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年代最早的关公塑像，也是关公形象的首次实物展现。塑像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蚕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关公盘腿呈坐姿。

1908年在我国甘肃黑城子出土的版画《义勇武安王位》，经过相关文献佐证当为辽金时代作品，画中侍立于关羽身后的偏将手中所执的是一把偃月刀。偃月刀是北宋时期演武、阵列和操练时显示军威，或宫殿侍卫的仪仗兵器，代表着皇室威严。

世界上惟一的警察学研究所，英国艾克赛特大学警察学研究所长比尔·塔夫曼说:世界警察的故乡在中国，世界警察之父是关公。中国比西方的警察早了六七百年。

是公正的意思。它是一个女神眼睛用布挡着

香港、台湾的关公崇拜从未中断过。不仅港台警察拜关羽，海外华人警察大都如此，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少警察局里都摆着关公像。

“中国甘薯之父”陈振龙一家七代引种推广甘薯的故事

又是一年秋分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丰收是千百年老百姓最大的期盼，它意味着繁荣和生息。

说起丰收，就不得不提到我国农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高产作物——甘薯，甘薯又称番薯、红薯、红苔、白薯、地瓜，在古代亦称朱薯、金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有“长寿食品”之誉。

甘薯原不产于我国，16世纪末由长乐人陈振龙从“外番”引进，故称“番薯”。 400多年前，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番薯，并且其后代致力番薯培育推广，历经170多个春秋，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陈振龙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甘薯之父”。

陈振龙（约1543—1619），福州长乐县青桥村人（今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人），自幼饱读经书，年未二十中秀才，后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到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振龙见当地到处种有朱薯，可生吃也可熟食，容易种植。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于是，潜心学会了朱薯种植之法，等待时机。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准带朱薯出境的禁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于船中，经七昼夜航行，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

这一年大旱，田园绝收，民不聊生，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并说明吕宋种植朱薯之利，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金学曾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命其觅地试种。陈振龙父子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7月份种下去，4个月后启土开掘，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陈经纶再上《献番薯禀帖》，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朱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

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一家七代不仅积极致力于番薯的引种、推广，还将种薯技术传授亲戚朋友，把番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功绩卓著，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

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还将薯种与种植技法传授给莆田人徐缓携往江浙传植，把番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

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携同好友余瑞元、刘曦把番薯引种到山东，在北方各地推广。他不仅赠送薯种和传授技法，还四处自费张贴招贴，动员百姓种植番薯。汇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金薯传习录》，该书保存了番薯从国外引种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历史资料，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另据四川地方的方志记载，当地的番薯是由陈世元的朋友引种、推广的。

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陈树继承父志，利用在各地经商的机会，将番薯推广种植到了河南、河北、北京一带。

番薯极易种植，产量极高，成了百姓的重要口粮。若遇旱涝歉收的年岁，番薯更是百姓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传入我国，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政府下令全国推广番薯，这近二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粮食供给压力增大，自然灾害频仍，百姓常受饥荒之苦。番薯的种植有效地解决了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也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加快了这一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一文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

新中国成立后，红薯种植食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从四万万同胞的人口基数增长至八亿工农群众，作为经济尚不发达时期的代粮“重器”——红薯扮演了重要角色。待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据农科专家测算，“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将突破十亿大关。

陈振龙及其子孙虽出身布衣，商贾为业，却一心情系民生，花费了七代人的心血，引种、推广种植番薯，终有所成，泽被苍生，功德无量，为后人纪念。晚明史学家何乔远曾作《金薯颂》称赞陈振龙引种之功。清代中期，百姓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主祀金学曾，配享陈振龙、陈经纶、陈世元。

清道光十四年（1834），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在乌山建“先薯亭”。1957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亭前悬有一幅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联曰：

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比作妈祖、神农，这样的评价与尊崇从侧面反映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造福华夏、影响深远。

370年后，1962年冬，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到福州考察，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这本《金薯传习录》专门写红薯的栽种方法、培育过程。透过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字行，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跃入眼帘，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

（本文综合“掌上长乐”原文和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