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则强，一个农村妈妈是如何养出一流作家，看哭了！

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样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健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3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百米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

“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又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张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10公里。

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是补得太厉害，我6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

“那一阵子，只要听说哪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了，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

有一天，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就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的苦。”母亲说吃那么多的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的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

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12片，她也会给我两片。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然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

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我15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

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淹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一些已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她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3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5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扬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母亲常说：“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坚持，就可能实现。”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作家可能没有做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经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大家”谈读书

如果，有位一流的作家，花了半生时间帮你圈选、浓缩了世界上最一流作品——你会不会感到幸运？

《文学或者音乐》，一部余华的个人阅读史，揭开了世界艺术殿堂的序幕。

谢尔·埃斯普马克《一千零一夜》

将民间世俗的理想、圆滑的人情世故、神秘主义的梦幻、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以及命运的因果报应和道德上的惩恶扬善熔于一炉，其漫长和庞杂的故事犹如连成一片绵延不绝的山峰。然而重要的是：只要仔细阅读全书就会发现，叙述中合理的依据在其浩瀚的篇幅里随处可见，或者说正是这些来自现实的可信的依据将故事里的每一个转折衔接得天衣无缝。

回忆、猜测和想象使众多的阅读者百感交集，他们的内心不由自主地去经历往事的痛苦、焦虑和愤怒，同时还有着恶作剧般的期待和不知所措的好奇心。他们重新经历的心理过程汇集到了一起，如同涓涓细流汇入江河，然后又汇入大海一样，汇集到了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之中。正因为如此，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才有可能成为嫉妒之海。

这是一位奇妙的作家，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他的叙述里充满了技巧，同时又隐藏不见，尤其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外表马虎，似乎叙述者对自己的工作随心所欲，就像他叼着烟斗的著名照片，一脸的满不在乎。

博尔赫斯在小说里这样写：“我一连好几天没有找到水，毒辣的太阳，干渴和对干渴的恐惧使日子长得难以忍受。”这个句子为什么令人赞叹，就是因为在“干渴”的后面，博尔赫斯告诉我们还有更可怕的“对干渴的恐惧”。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看法。

加西亚·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

《礼拜二午睡时刻》所展示的是作家克制的才华。它的主题其实源远流长，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虽然作为小偷的儿子被人枪杀的事实会令任何母亲不安，然而这个经过了长途旅行，带着已经枯萎的鲜花和唯一的女儿，来到这陌生之地看望亡儿之坟的母亲却是如此的镇静。马尔克斯的叙述简洁和不动声色，人物和场景仿佛是在摄影作品中出现，而且他只写下了母亲面对一切的镇静，镇静的后面却隐藏着无比的悲痛和宽广的爱。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其绵延不绝的《追忆似水年华》里，让等待变成了品味自己生命时的自我诉说，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他在床上醒来时某些甜蜜的无所事事，“醒来时他本能地从中寻问，须臾间便能得知他在地球上占据了什么地点，醒来前流逝了多长时间”。普鲁斯特与众不同的是，他在入睡前就已经开始了“我情意绵绵地把腮帮贴在枕头的鼓溜溜的面颊上，它像我们童年的脸庞，那么饱满、娇嫩、清新。”

对伟大作品的阅读，都像情窦初开的回忆。

民国才女萧红：本是富家女，却因父亲重男轻女受尽折磨，流亡一生

，却因父亲重男轻女受尽折磨，流亡一生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这是80后、90后小学课本里《火烧云》里的内容，文章作者正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

与课本节选不同的是，萧红的作品大多有着灰暗的色调，她擅长用女性的笔调去描述一个个凄惨的女性角色，如《生死场》里王婆等等。而萧红自己短短31年的人生路上，正如同她笔下的一个个女性角色：一生充满坎坷，结局凄凉。

萧红最令世人争议的是她的感情生活，她先后与五个男人有过情感纠葛，她为爱逃婚、离家出走，不仅做过第三者，还先后两次怀着孕另嫁他人......也正因此，很多人将萧红定义为“多才而滥情的女人”，然而，熟悉萧红作品的读者却为她叫屈，认为萧红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实际上，研究萧红作品和背景资料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萧红滥情背后，与原生家庭的缺爱，有着直接的关系。萧红的一生，无数次从一个男人奔向另一个男人，说到底，她都是在找寻童年少年缺下的“爱”。早年爱的缺失，让她成年后开始对爱有了极度渴望，于是，她变成了一个贪爱的女子，只要男人对她好，她便那一次次为一丝丝好飞蛾扑火，直致最终化为灰烬。

萧红无数次遭遇渣男，两次怀着孕被男人抛弃的背后，有自己性格的因素，也与早年原生家庭缺爱有关。

萧红的一生是令人唏嘘的一生，她的旷世才华被悲惨命运衬托出的光辉，曾让无数人唏嘘不已。1942年11月20日，“雨巷 ”戴望舒来到秋风瑟瑟的香港浅水湾，在萧红墓前，他为逝去的萧红写下了令后世回味的诗句：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枕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与世人对萧红英年早逝的深深惋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对萧红死讯的漠然。萧红死后，有人向张廷举转告萧红病逝于香港的消息，张廷举全程竟无任何表情。

父亲张廷举对萧红的淡漠让萧红读者愤恨不已，但或许对于父亲的这一态度，在萧红眼里，却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黑龙江师范学院，曾担任过呼兰县教育局局长。在外人眼里，他八面玲珑，善于交往人际关系，待人和善。1911年6月1日，萧红在呼兰河降生，成为其父张廷举的第一个孩子。但作为家里的第一胎，这个女婴的出生却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相反，因为萧红出生这天正是农历的端午节，封建的父亲觉得这是“不详”的征兆。加上她又是女儿身，张廷举一时间竟因为萧红的出生格外不悦。

萧红出生后，重男轻女的张廷举对其很是淡漠，不久，萧红弟弟张秀柯出生后，就连偶尔会给自己一些关爱的母亲也对她失去了耐心，萧红在家里越发受尽冷眼。萧红的整个 少年期，唯一给过他关爱的仅有祖父一人而已。

萧红9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这以后不久，父亲张廷举续娶了年轻的继母。唯一疼爱萧红的祖父也过世了，萧红彻底失去了依靠。继母进门后，一直对萧红看不过眼，于是不断地向其父张廷举告状。一时间，萧红与父亲张廷举的关系越发恶化起来。萧红在书里叙述：“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张廷举）也要骂到使人发抖的地步。”“父亲打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

萧红高小毕业时，家境富裕的张廷举去坚持让萧红辍学。去哈尔滨继续上学的愿望遭到父亲反对后，一直与父亲交恶的萧红没有选择顺从，而是选择了反抗。小小年纪的萧红甚至想要离家出走天主教当修女，或者干脆与张廷举断绝父女关系。更让萧红感到无奈和痛苦的是，在阻止萧红上学的同时，父亲张廷举却可以让弟弟们外出留学。同是父亲张廷举的骨肉，待遇却是天壤之别，而这一切一切的根源仅仅因为：自己是无法给父亲“继承香火”的女儿身。每每想到这些，萧红对父亲的恨就会加深几分！

生在这样一个富足的家庭，萧红是幸运的，但她同时也是不幸的。她的幸运仅仅局限于，她可以不用从小就做很苦很累的活来维持生计。但也正是因为在物质上的“不欠缺”，让小小的萧红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亲情上。试想，如果萧红不是过于看重感情上的满足，或许她也不至于如此叛逆，并最终离家出走，流浪到死了。

父女两矛盾的彻底决裂是在萧红喜欢上已婚的表哥，要求解除父亲给她订下的婚约后开始的。

根据资料记载，萧红为此曾大吵大闹，继母便把屋门打开让别人看，表示自己管不了前房的孩子。萧红对父亲和继母不再只是不满，而是激起了强烈的厌恶情绪。父亲为此大骂萧红是“不肖”“叛逆”，继母还把此事告诉了萧红的大舅(姜氏的弟弟)，大舅从乡下专程赶来“管教”萧红，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如此看来，这对于萧红来说，她的家不像一个“家”，她的家人也不像她最亲近的人，对于她来说，家更像一个只会压迫她、逼迫她的地狱。

最终，极度压抑的萧红想出了一个最叛逆的法子：她假意顺从麻痹父亲，随后拿着嫁妆“离家出走”，并与表哥私奔、同居。被表哥抛弃后，萧红无奈回到了家中。萧红回家后，受到非议的父亲张廷举觉得萧红丢了自己的脸面，甩手就一巴掌打在了萧红脸上。回家后，为了躲避风言风语，张廷举只得带全家住到了乡下。

在这段时期萧红出于同情，替佃户长工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把她痛打一顿，锁在一间空房子里，催促其父张廷举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

在继母和伯父的怂恿下，张廷举动了杀心，在张廷举和族人眼里，这个让所有人“脸上无关”的存在，早就应该彻底消失了。准备动手的前一晚，小姑和小婶趁着天黑偷偷放走了萧红。这以后，萧红到死都没有再回到呼兰河，她一次出走以后，她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并由此走上不归路。

萧红与父亲彻底断绝往来后，张廷举甚至还将萧红的名字（张秀环）从族谱踢了出去。父女二人的仇怨越来越深，终于深到了看不见底的程度。

父女两此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哈尔滨街头，这时的萧红正在贫病交加中挣扎。二人在街头意外相遇，四目相对时，多年不见的父女两，却没有丝毫惊喜。双方都只能从彼此的眼眸里，看到深深的冷漠，这冷漠向冰刀一样，扎在萧红的心上。

对于父亲张廷举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萧红始终没有释怀。萧红对她父亲的不满，终究是时间无法冲刷的。在张家的近20年里，萧红深受父亲重男轻女思想的伤害，他一直对父亲对自己的无情和残忍怀恨在心。这在萧红心里，这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1942年1月23日,年仅31岁的萧红带着对人世的各种仇怨，离开了人世，离世时，她嘴里一直念叨着：我不甘心，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