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外科之父”王澍寰院士逝世

昨天，北京积水潭医院消息称，原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积水潭医院名誉院长王澍寰同志，因病多方医治无效，于昨日10时30分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逝世，享年89岁。

王澍寰院士是中国手外科专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为中国手外科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手外科之父”。1959年，王澍寰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手外科。1963年，王澍寰在中国最早开展了直径在1.0mm以内的显微血管外科实验研究，取得家兔断耳再植成活，并获得临床断指再植初步成功，此项成果于1965年分别在《北京医学》和《中华外科杂志》发表，是这一领域国际上最早的报道。

1964年，王澍寰在肉眼及放大镜下成功为一名4岁的小男孩接活直径0.4毫米的血管，保住了离断的第二、三截食指。8年后，北美断肢考察团10名专家之一，美国显微外科之父邦奇在手外科参观现场时宣称，这是世界上最早成功的断指再植。

他设计并实施的大网膜轴型皮瓣为中国首创，1979年该项成果获国家发明三等奖。王澍寰一生共主编专著5部，参编书籍15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9项，并于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王澍寰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曾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交流、讲学，为中国手外科及显微外科争得了很多荣誉，被美国手外科学会前主席柯迪斯誉为“中国手外科之父”。

中国“手外科之父”王澍寰院士逝世

王澍寰于1924年在北平（北京）出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82年至1989年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1989年至今任名誉院长。王澍寰1985年至1993年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委员；1994年至1997年任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1997年至今任手外科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至今任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81年摄于美国拉斯维加斯美国的手外科年会上

2003年摄于手外科病房在作教学查房示教

王澍寰还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主任委员，手外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手外科杂志》第一任总编，美国马里兰州手外科中心客座教授，美国手外科学会国际会员。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常委，第八届政协副主席，北京市第十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目前，积水潭医院已成立治丧委员会，并将于10月12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王澍寰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

解剖学之父：维萨里

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解剖学和外科医生是法国的Guyde Chauliac(1300-1367)，他认为解剖学是手术的基础。此后，最伟大的艺术家当举达·芬奇(1452-1519)，他在航空学、艺术和解剖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达·芬奇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必要深入了解人的解剖结构，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他开始从事人体解剖。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只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

达·芬奇善于思索，不为定式所困。他首先对盖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由此证明盖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也通过插管注水，证实尿液来自于膀胱。此外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

虽然巴拉塞尔萨斯已经撼动了统御欧洲千年的医学大帝盖伦的地位。一个生活在1514年到1564年的伟大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医生安德烈·维萨里最终把盖伦从医学王位上拉了下来。16世纪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医生安德烈·维萨里(1514～1564)为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医学上的真正的突破是由维萨里在解剖学上的成绩带来的。很少有人能够像维萨里一样，在外科手术史中留下如此巨大的影响。他是一名供职于意大利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教授，虽然他只能通过人体标本来进行解剖学的教学。尤其是他的解剖学著作的影响力要超过他所有的前辈。他纠正了13世纪前希腊和罗马作者在解剖学上基于动物解剖的错误论述。更根本的是他提出了必须由手术者自己来完成解剖标本的制作，而不是传统的认为交给杂务人员就可以了。

安德烈·维萨里于1515年1月1日生于布鲁塞尔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宫廷御医，家中收藏了大量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维萨里幼年时代就喜欢读这些书，从这些书中他受到许多启发，并立下了当一个医生的志向。维萨里在青年时代求学于法国巴黎大学。但是，处在欧洲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的巴黎大学的医学教育十分落后，将盖仑的著作仍被奉为经典，宗教思想依旧统治着医学界。

年轻的维萨里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由于他勤奋好学，在自学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解剖学知识，也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盖仑解剖学中的错误和教学过程中的弊病，并决心改变这种现象，纠正盖仑解剖学中的错误观点。于是，他就挺身而出，亲自动手做解剖实验。他的行动，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和支持。当时和他一起做实验的还有他的同学塞尔维特。他们经常用解剖过程中的事实材料针结盖仑的某些错误观点展开争论，并给予纠正。

维萨里直接观察人体，他在巴黎求学时，曾偷过绞刑架上的犯人尸体，还曾把一个死人头骨藏在大衣内带进城，放到自己床底下，甚至带领学生盗过墓。法国的宗教裁判所注意到了他的“异端”行为，触犯了旧的传统观念，冲击了校方的陈规戒律，引起了守旧派的仇恨和攻击。学校当局不但不批准他考取学位，而且还将他开除了学籍，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巴黎。

后来，他在威尼斯共和国帕都瓦大学任教，并于1537年12月6日获得博士学位。在任教期间，维萨里继续利用讲课的机会进行尸体解剖，并进行活体解剖教学，吸引了大批的学生。维萨里尖锐地批评了盲目崇拜古人的风气。他说：“我要以人体本身的解剖来阐明人体之构造为己任。盖仑过去进行尸体解剖，不是人的，是动物的，多半都是猴子的。这不是他的过失，因为他没有机会解剖人体。但是现在有了人体可供观察，却仍坚持错误的人们，那才是有罪的。难道我们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活动家，就必须重复他的错误吗？”在16世纪30年代，维萨里将许多盖伦用希腊文书写的文章翻译成拉丁文。

1543年，年仅28岁的维萨里终于完成了按骨骼、肌腱、神经等几大系统描述的巨著《人体机构》。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维萨里冲破了以盖仑为代表的旧权威们臆测的解剖学理论，以大量、丰富的解剖实践资料，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精确的描述。

他在书中写道：解剖学应该研究活的、而不是死的结构。人体的所有器官、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都是密切相互联系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活力的组织单位。这部著作的出版，澄清了盖仑学派主观臆测的种种错误，从而使解剖学步入了正轨。

可以说，《人体机构》一书是科学的解剖学建立的重要标志。《人体之构造》一书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年出版，被并称为在近代科学史上推翻宗教神学最有影响的两本著作。《人体之构造》计7大卷663页，含278幅精美的木刻插图，维萨里在该书中指出盖仑解剖学中有200多处错误。

维萨里这种勇于实践、寻求真理的精神和他这本书的发表引起了当时的解剖学家和医生们的震惊。维萨里对解剖学开创性的贡献，推翻了统治欧洲达一千多年之久的权威盖仑。他教导学生：不要盲目崇拜权威，而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双手去解剖尸体，从而开辟了近代医学的实验观察之新风尚，成为近代医学之发端。

在这本著作中，他遵循解剖的顺序描述人体的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的自然形态和分布等。《人体的构造》一书的出版，意味着近代人体解剖学的诞生，它的意义如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天文学开创新纪元一样，是生物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维萨里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氛围，并把解剖学研究建立在观察到事实这一稳定的基础之上．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1543年发表的《人体的构造》并没有多少惊人的发现，只是他对于事实的尊重及对旧有权威的不屑一顾引发了一场思维策略上的转变。后来的研究者也终于相信古老的学说已丧失了权威性，研究的重点不再放在对旧有学说的学习上，而是在放在精确性和直接的观察之上。

维萨里遭到保守势力与教会的攻击与迫害，被迫辞职赴西班牙任御医，但继续遭到同僚的忌恨与宗教迫害，尽管如此，教会的魔爪仍不肯放过他。有一次，他为西班牙的一位贵族做验尸解剖，当剖开胸膛时，监视官说心脏还在跳动，便以此为借口，诬陷维萨里用活人做解剖。宗教裁判所便趁此机会提起公诉，最后判了维萨里死罪。由于国王菲力普出面干预，才免于死罪，改判往耶路撒冷朝圣了结此案。但在归航途中，航船在希腊的扎金索斯岛遇险，维萨里不幸身亡，客死异乡。维萨里在解剖学的开拓性贡献奠定了近代医学发展的基础，被后人尊称为"解剖学之父"。

浙医之父厉家福：祈百姓之福

来源：浙江大学医学院，作者：丁锦洋

乱世浮萍中不为名利羁绊的清风傲骨，战火硝烟中一心救人济世的侠之仁者。他，就是中国第一代西医，浙医之父——厉家福。

明末清初，清军攻破山海关，一路南下，沿途烧杀抢掠。清军为了控制汉族人，强迫民众剃发留辫，否则就屠城。当时一度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久而久之，辫子演变为清朝压迫人民的象征，甚至就连许多接触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留学生都不愿意丢掉自己的辫子。而当时的厉先生，思想先进、勇气可嘉，毫不犹豫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随后，厉先生与刎颈之交鲁迅、钱均夫先生一同考取赴日公费留学生，于1902年赴日留学。学成归国后，他于1909年考取了“医科举人”，并于1910年，参加了末代清帝的“保和殿复试”，当即以“殿试一等”的成绩被授予医学部主事的头衔。

由于当时国内能与厉先生的学识比肩的医生很少，加之其闻名遐迩，许多达官贵人都请厉先生为他们看病，连慈禧太后也对他十分推崇。

▲杭州市国医公会委员合影，编号2为厉家福先生

一起学习日语时，鲁迅先生曾对厉先生说：“做医生不为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供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厉先生接受了鲁迅的建议，并与其一同学医。后来，鲁迅每每路过杭州，总要来厉先生家作客，两人交情深厚、无话不谈。二人生活上相互照应、精神上相互鼓励，可谓是令人艳羡不已的知己。

此时的钱均夫已改向教育，但二人并未分道扬镳。钱家有人病了，都请厉先生看，其中就包括钱学森。钱学森小时候很羸弱，得过两次很厉害的病，差一点夭折——一次是脑膜炎，一次是伤寒。后来都在厉先生的照料下转危为安。1946年钱学森回家探亲，拜过高堂之后，第一个来看的就是厉先生——他当时是下跪的，说：‘伯大人，没有您当初的照顾，就没有我钱学森的今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救助送入杭州的大批受伤的抗日爱国将士，厉先生在杭州创办了三所伤兵医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期间源源不断送入杭州的伤员的收治问题。1945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厉先生放弃了院长和在政府内等的行政职务，自办诊所，从“官医”走向“民医”。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的厉先生将更多时间都花在病人身上，以更好地服务广大民众。

厉先生进入金泽医科学校后，结识了同学韩清泉。1910年回国后，因不满教会医院对中国百姓的压迫，二人决心开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医院与医学院。因此，我国第一所西式医院浙江病院就此成立。医院专为中国人治病，对于贫困病人不收取分文诊费。

后来为培养更多医学人才，厉家福先生又与韩清泉先生一起创办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即如今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前身。这是中国国人自己筹资兴办的最早的医学专门学校，设置与当时西方医科大学专业基本相同的课程，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如黄鸣龙、黄鸣驹兄弟等。

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开启了中国自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在中国现代医学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98年，厉先生因其在中国近代医学事业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收录。

▲厉先生是厉麟似的长兄，厉声教的大伯父

厉先生不仅是浙医之父，他还是清代文豪厉鹗的后人，晚清金石书画名家厉良玉的长子，中国近现代教育界代表人物厉麟似的长兄，民国高级将领厉尔康的大哥，当代著名外交家、国际法泰斗厉声教的大伯父，中国儿科医学事业开拓者厉矞华的父亲。

傲骨卓然，家风优良。穿越百年，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厉家福先生当年意气风发之姿。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风骨，更是对作为后来人的我们的无限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