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醴陵人被誉为中国“疫苗之王”，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
汤飞凡，“衣原体之父”，医学微生物学家。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是曾经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抗战结束后，生产出中国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解放后，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曾经有一位无双国士，把中国疫苗带到世界级水平，拯救无数人生命。他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
近日，长生生物的疫苗事件引爆了整个朋友圈，微博、公众号、知乎上的各路消息也在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真相爆出，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研究出来的疫苗，变成了医药厂商的暴利工具，甚至造假伤害别人的生命。
如果汤飞凡先生知道了今日发生的一切，他一定会十分痛心！
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20世纪20年代恰是病毒学的拓荒年代，日本和欧美相继发现重要的病原菌。
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扬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彼时巴德斯和寇霍是细菌学和传染病学的天骄，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被称为“东方寇霍”。
汤飞凡立志要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时。
他断然拒绝：“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刚毕业他便获得哈佛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
他更是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
3年转瞬即逝，导师看中他的才华，极力挽留他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吸引住了当时汤飞凡的心。
但没想到国内的一封来信，让他毅然决定离开哈佛，写信的是他的老师颜福庆，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如实列出中国医学院的困境，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这种开诚布公，让汤飞凡当即决定回国。
回到祖国的他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疫苗事业的贡献，一度成为快速疫苗的代名词，拯救了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抗日时期，他本可躲在租界继续搞研究，一个一直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人们也不苛求他做什么，但汤飞凡却跑到一线的救护站，离火线仅有几百米。
战争期间瘟疫猖獗，需重建中央防疫处，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
短短几年时间，中央防疫处从一穷二白，到研制出国产青霉素……挽救无数国人生命。
再到牛痘苗扑灭流行天花，狂犬疫苗、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汤飞凡的成就令世界震惊。
其中，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
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与同时代的日本人野口英世相比，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
然而野口英世因为渡边淳一的书被人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然而，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
国士无双不应该被人忘记。中国邮政还曾发行过印有汤飞凡先生头像的邮票。但是如今的年轻人，提起这个名字，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HPV疫苗的背后，那位鞠躬尽瘁的中国人
战争年代有伟人，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家也从来没有缺席疫苗的研发，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9年，已经小有名望的弗雷泽到英国剑桥大学学术休假。
当时，弗雷泽已经研究了许多通过性传播的传染病。弗雷泽对HPV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想生产一种疫苗来预防这一疾病。
图源：Google Image
但是，如何找到HPV病毒依然是一道科学界难解的命题。
在休假期间，他“幸运地”遇见了改变了他一生的人，这就是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周健博士。
由于工作的实验室，弗雷泽渐渐与周健夫妇成为了朋友，并曾经多次和周健谈起自己的关于HPV的计划。
但那时，两人在剑桥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弗雷泽回国前，他热情邀请周健夫妇去澳洲工作。
1990年，周健和孙小依带着儿子来到澳大利亚，夫妇俩在昆士兰大学的免疫实验室和弗雷泽共同研究HPV。
1999年，当疫苗的第三期临床研究还在进行时，该疫苗的重要发明人之一的周健博士回中国进行学术访问，42岁的周健因积劳成疾，突发肝病英年早逝。
图源：Caribbean National Weekly
在周健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05年年底，默克公司成功研制预防宫颈癌疫苗并于2006年6月在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上市。
图源：Google Image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周健的纪念文集中亲笔作序，向合作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预防宫颈癌疫苗的周健博士表示崇高敬意，称赞他“使全世界千百万妇女包括200万以上的澳大利亚妇女得以受益”。
周健的早逝让弗雷泽认为自己还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中国是周健的祖国，宫颈癌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确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能获得我和周健合作发明的这种疫苗。”
他多次来到中国，推动中国在HPV方面的科研工作。
2017年，HPV疫苗终于在国内上市。
疫苗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资本家暴力的工具
这几日的疫苗风波折腾得人心惶惶。
一位又一位的生物学家向我们证明了疫苗对于全人类的重要性。
疫苗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资本家拿来利滚利的工具，甚至连最后的底线都没有了。
“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希望违法者被制裁，希望无辜者被善待，希望善人永远常在。
来源：北美留学生日报、共青团中央
中国控烟之父诞辰百年“禁烟”从自家女婿做起
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吸烟有害健康”是一个广为传播的常识，不过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街头劝导人不要吸烟，可能会引来嗤笑。引导中国公众实现这一理念转变的，是被世卫组织(WHO)称为“中国控烟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心植。
翁心植生前照。图/北京朝阳医院官网
翁心植曾主持我国50余万人的吸烟调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同类调查，并在推动控烟事业发展上起到开创性作用。
昨日(5月10日)是翁心植百年诞辰，他生前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北京朝阳医院)召开纪念翁心植院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孙燕、高润霖、尚永丰、王辰四位院士及翁心植家属、同事、好友等参加，共同缅怀这位老人对我国健康事业做出的贡献。
致信卫生部部长请求开展控烟工作
翁心植1919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我国杰出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内科学与呼吸病学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名誉院长。在翁心植的诸多头衔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我国控烟运动开创者——WHO将他称为中国控烟之父。
我国控烟事业的起步，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是传染病、寄生虫病等疾病。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上世纪70年代，居民主要死因已变为心血管病、脑卒中、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翁心植是大内科专家，他发现这四大死因都与吸烟有关，而十多年中，国际上反对吸烟的呼声日起，WHO甚至将吸烟形容为“现代的鼠疫”。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翁心植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致信，建议成立专门组织领导全国开展控烟工作。次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农业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首次表明政府对控烟问题的立场，控烟宣传在全国兴起。
翁心植对控烟的“执拗”，影响了不少人。他的亲笔信，促成了崔月犁戒烟的决心，1992年，崔月犁对记者说，自己有33年烟龄，戒过两次都没有长久，不过1978年之后的14年，再也没有吸过一根烟。
有一回，翁心植笑嘻嘻地告诉女儿翁维馨，自己在市长面前出了风头。那天，翁心植在市人代会上看到市长点了烟，马上写了张小纸条递到主席台，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市长看到纸条后，当即把烟掐了。
昨日，朝阳医院展出的翁心植生前亲笔信。摄影/新京报记者 戴轩
主持全球最大规模的吸烟流行病学调查
“控烟非常不容易。我一开始不理解，觉得他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医生就很好，干嘛做这么艰难的工作。”翁维馨说。翁心植特意向女儿解释了自己的想法，“我是大内科专家，更有经验和资格说很多疾病和抽烟有关，中国的烟民数量庞大，面临严重的健康隐患，控烟是势在必行的。”
1982年，WHO召开发展中国家控制吸烟策略专家会议，翁心植决定参加。临行前，他对北京城乡吸烟情况进行了调查，但其他国家提供的都是国家一级的统计数据，相比之下，中国缺乏国民吸烟的全面数据，不利于控烟宣传和科研发展。
回国后，翁心植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1984年，他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吸烟情况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一直持续到1986年，除台湾省外，当时我国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列入范围，按照比例，在城乡15岁以上人口中抽取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五调查，共计51.96万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平均吸烟率33.88%，30岁后男性吸烟率高达70%以上。在34万名不吸烟者中，近4成遭遇“被动吸烟”。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也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调查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统计数据最全面的文献资料。
除了呼吁国家层面的控烟工作、主持大范围流行病学调查，翁心植还推进成立了我国首个吸烟与健康协会(现北京市控烟协会)、亲笔撰写和指导了大量相关论文、并筹备申办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由于在控烟事业中做出的一系列贡献，翁心植两度获得WHO颁发的控制吸烟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控烟之父”。
纪念翁心植院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现场。北京朝阳医院供图
“翁心植一去 内科从此无大家”
控烟只是翁心植诸多成就之一。在业内，他被广为称道的还有博而精的医学成就。
翁心植善于诊治疑难杂症，在内科学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创造性贡献。他发现和诊断了国内首例高雪病;在国内首次总结了白塞病的内科临床表现，在世界上首次报道白塞病并发心脏瓣膜损害，并提出结核自身免疫反应可能是该病的发生原因之一;调查确定了中国成人正常体温范围;牵头研制治疗高血压的药物降压零号，临床沿用至今……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是翁心植的博士生“开门弟子”。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在大内科的诊治上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所关注的白塞病、寄生虫病、冠心病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翁心植一去，内科从此无大家，再也没有能这样整合各个学科的大夫了。”
翁心植同样在医学教育上斩获了卓著的成果，他倡导和推动了大内科医师培养体制建设;开创了我国呼吸专科医师规范化培养先河。他培养的大批研究生，已成为我国各大医疗机构的业务骨干与学科带头人，有些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
外孙女说想学医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2004年，翁心植的外孙女杨苏乔走进医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医学生涯。1919年出生的外公和1985年出生的外孙女，由于年龄差别巨大，并没有专业上的交集，但对杨苏乔而言，与外公长年累月的共同生活，是让她推开医学之门的最大契机。
杨苏乔从小长在翁心植膝下，旁观翁心植对患者的悉心帮助。杨苏乔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一名普通建筑工人得了白塞病，当时国内有能力治疗的医生很少，这位工人就向翁心植致信求助。虽然当时翁心植已是内科领域的大专家，面对这位素未谋面、也未挂号的患者，他没有置之不理，还是仔细总结了患者的资料，出具了一份治疗方案，回信发给患者，后来这位工人果然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经常说，医生最重要的是医德，医德大于医术。”杨苏乔说，每年过年，来看望翁心植的学生和患者都会踏破门槛，这种朴实温暖的医患关系，形成了她对医学最原初的认识。
杨苏乔和翁心植感情很好，两人“互为开心果”。挑选大学专业前，杨苏乔还未确定未来的职业方向，学建筑、化学还是环境?想来想去，她决定继承最爱的外公的事业，成为一名医生。
“我知道他想让我学医，但我逗他，说学建筑吧，他说行，很尊重我的意思，我又说还是学医吧，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杨苏乔笑道。如今，杨苏乔在翁心植就职过的北京朝阳医院工作，成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大夫，外公的善良、豁达、执着，成为外孙女努力靠近的医者美德。
口腔医院赵铱民院长拜会“世界种植牙之父”布仑马克教授
近日，口腔医院赵铱民院长与种植科李德华主任到瑞典哥德堡，拜会了“世界种植牙之父”、瑞典著名口腔医学家布仑马克（
布仑马克教授早年执教于瑞典哥德堡大学医学院，是种植牙技术的发明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一名骨科医生的他偶然发现骨头可以与钛金属良好结合，由此创立了骨结合理论，进而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代种植牙，并于 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种植牙病例，成为口腔医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贡献。 年，布仑马克教授将其进行种植牙研究的 件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口腔医院所建设的口腔医学博物馆，夫人 代表他参加了口腔医学博物馆新馆开馆仪式。
在布仑马克教授家中，赵铱民院长代表樊代明校长向其颁发了第四军医大学荣誉教授证书，正式聘请他担任我校荣誉教授。赵院长还将一尊布仑马克教授青铜塑像和一部“中国口腔医学博物馆”纪录片作为给布仑马克教授的 岁生日礼物赠予他本人。赵院长向布仑马克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国口腔医学的快速发展和口腔医院种植及颌面缺损整复的进展以及医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全面建设等情况。双方就在口腔医院建立布仑马克国际种植颜面缺损修复中心达成了共识，并就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自然、医者道德、医患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的交流探讨。应赵铱民院长的邀请，布仑马克教授欣然题词——“ Listen to your patient , and be responsible ”（倾听病人的心声，负起自己的责任），又向“中国口腔医学博物馆”捐赠了他自己珍藏多年，陪伴他整个职业生涯的
期间，赵铱民院长和李德华主任此行还访问了在国际种植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哥德堡大学布仑马克种植中心、哥德堡大学牙科学院牙周科，并与对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友好合作的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