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长篇新作《遗神》:“小说稗”的进阶之路
《遗神》是青年作家王若虚创作的架空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四桩奇案,串联起一个平行世界中的秘史。而微末小吏“小说稗”曲少毫经案件洗礼,不断成长,寻觅真相。
青年评论家战玉冰认为:王若虚通过《遗神》“补史”之阙、“拟史”之真与“越史”之限的书写实践,提醒着我们,何为历史?何为小说?
小说《遗神》的主人公曲少毫被设定为一名“小说稗”。一方面,按照小说中的说法,“小说官,看着挺威风。而稗呢,副、偏、小的意思”,这个官职在设立之初,只不过“和看守城门的巡夜总守平级”。而其姓名中的“少”“毫”二字,又和“稗”字相契合,似乎注定了他天生就适合这个毫末之职。另一方面,主人公看似不起眼的名字,其实大有来头。因为其小时候顽皮,曾对着皇子丢泥巴,后来被皇子报复性地将其由“少豪”(shào,少年豪杰)改名为了“少毫”(shǎo,连铜毫都缺少)。
这个耐人寻味的改名过程,恰似一扇理解曲少毫其人其事的隐喻之窗:表面上缺钱少毫、不名一文,实则是少年豪杰、慷慨意气;官职卑微的表象之下,潜藏着通向权力中枢的隐秘路径;而其作为区区“小说稗”的身份背后,实则肩负着为后世铭刻历史真相的重任。这种表里之间的张力,使得王若虚在《遗神》中提出的“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何在”这一命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叙事层面,而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具有自觉意识的“元小说”——它不仅在讲述故事,更在思考故事何以被讲述。何为历史,何为小说?正是王若虚通过小说《遗神》抛给读者的一个“大哉问”。
作为“小说稗”出身的微末小吏曲少毫幸运或不幸地被卷入到一起又一起他原本不该接触到的政治事件与高层秘闻之中,也因此留下了一本流传于后世的《遗神往摘》。而这本似乎不足为信的“小说家言”,在几百年后又被另一位小说家王雅华发现,“耗费十年时间,将其中记载的内容与其他历史资料相互辩证,最终创作出这部《遗神》”。王若虚的小说《遗神》开场时,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就被推入到了一种非常复杂且有趣的地步:用小说记录历史,拿历史与小说互证,把历史写成小说。
KEY·可以文化丨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小说“补正史之阙”的传统。比如我们早就有了《三国志》,但后世读者还是喜欢看情节更曲折、人物更生动的《三国演义》,并将其中的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等文学人物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人物来看待。明知是“偏记”的小说家言何以能够“与正史参行”,甚至起到“补史之阙”的作用?小说《遗神》给出了两个生动的具体案例。
一是《焚宫案》中关于名将许青平之死的记载。《东扬国志》中仅寥寥数语——“时驻磐州,遭兵变,戮其首……国椎伤,帝闻,恸不已”。对于这位勇冠三军,号称“盲射无双”的一代名将许青平,正史上“二十一个字就把许高帅的结局交代完毕,其中八个字还是庆玺帝的反应”。这当然不完全是出于作者的虚构,类似的情况,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比比皆是。比如无论是看《三国演义》还是玩三国题材游戏长大的“三国迷”,一定都很熟悉关兴、张苞这对三国后期的蜀汉名将,但真正的《三国志》对于张苞的记载却只有“长子苞,早夭”五个字,而我们后世对于其勇武、善战,颇有其父张飞遗风的认识,都来自“小说家言”。
正是因为历史记载过于简略,无法满足读者对于更丰富的细节与更饱满的人物的渴望,我们才需要小说。按照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人类需要的其实是故事,不论历史还是小说,本质上都是一种“故事”。而讲故事与听故事,就成为人类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与延续自身文明的核心动力之一。
二是《金酒案》中曲少毫关于渤都特使死亡当天所写的见闻记是“都城失狼,民皆幸之,未知北意,亦不料何往何从”。在整个案件最后,为了平衡朝堂各派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考虑到东扬国的外交战略,居游刃与曲少毫最终只能以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说辞结案,并将其记录于正史之中,似乎这只是一起由个人复仇所引发的杀人事件,与政治无涉。反观曲少毫曾经的小说家言,其中“民皆幸之”保留下来了当时民间百姓对于此事的情绪与态度,“未知北意,亦不料何往何从”则暗示了这一桩案件背后所可能牵扯到的复杂政治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就不只是作为历史的补充而存在,而是提供了一种历史记载所不具备的、更高层次的真实性。
王若虚在《遗神》中通过“小说稗”的人物设定与“元小说”的叙事结构,不仅模糊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更建构出一个具有完整历史谱系的架空世界。东扬、渤都、西青、南景等政权力量分布与王朝兴衰更迭,虽隐约呼应着中国历史中的朝代循环,让读者产生某种似曾相识、影影绰绰的印象与联想,却始终保持着虚构叙事的自主性。而这种刻意为之的历史架空,实则蕴含着作者对于传统史观的深刻质询,并引发了这部小说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既然真实历史上有如此之多的故事可以讲述,为何作者偏要虚构一段历史?
这还要从小说文本内部来寻找答案。《遗神》对于虚构王朝的历史要素的铺陈,展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细节癖好。尤其在小说附录中,“词条注解”“事件年表”等考据式文本的编排——特别是连“鱼类”品级与特征等都被列入其中,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历史小说的“拟真”需求,而形成了一套自洽的“伪史”体系。这一叙事策略所引发的反思在于:当“虚构叙事”具备了足够丰富和细腻的历史质感时,“真实历史”本身的叙事性是否也应当被重新审视?
进一步来说,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显然不满足于以小说“模拟历史”,而是通过系统性地“越史”——即僭越历史书写权威的方式,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二元对立。小说中那些精确的年份地点、官场制度、身份称谓与物质细节描写,恰恰暴露出所有历史书写中都存在的人为建构性特征。当“附录”表格以学术规范的形式呈现出作者个人编造的虚构内容时,其形式本身就成为对历史编纂学的一种成功戏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曲少毫不仅是一名“小说稗”,也不仅是为后世提供某种历史叙事的记录者,他在故事里同时还是一名侦探,负责查清四起大案的真相。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曲少毫只能把真相转化为某种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解释与叙述”。这又和作者王若虚借整部小说所展开的关于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的辩证思考形成了某种同构性关联。
从根本上来说,小说《遗神》中的这种叙事实验最终指向了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命题:所谓历史,或许只是“官方小说”;而优秀的小说,反而可能成为“野史”。王若虚通过《遗神》“补史”之阙、“拟史”之真与“越史”之限的书写实践,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疆域,更提醒着我们,何为历史?何为小说?所有关于过去经验的表述,本质上都是不同形式的叙事建构与重构。

王若虚《遗神》:小说稗如何跨越历史与虚构的界限
在当代文学中,王若虚的小说《遗神》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其主人公曲少毫的设定,成为了读者讨论的焦点。曲少毫被称为“小说稗”,这一角色不仅象征着卑微的官职,更是对历史与小说关系的深刻探讨。小说中的设定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既有微不足道的外表,实则却承载着历史的真相与使命。
曲少毫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他的“少”和“毫”与“稗”字的含义相互映衬,仿佛在预示着他命运的无奈与悲剧。小时候,他曾因顽皮而对皇子丢泥巴,结果被迫改名为“少毫”,这不仅是对他身份的调侃,更是对他未来的讽刺。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名字,实际上却是他身份的隐喻,暗示着他在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是记录者,也是见证者。
王若虚通过《遗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历史与小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在这部作品中,历史并不是单纯的事实堆砌,而是需要通过小说的叙述来填补那些空白。曲少毫作为“小说稗”,被卷入了一系列他本不该接触的政治事件之中,这让他不仅是一个微末小吏,更是历史真相的守护者。
小说的开篇便将历史与虚构的关系推向了复杂的地步。曲少毫在书中记录了许多历史事件,甚至有些看似不可信的“小说家言”却在后世被重新审视。这种对历史的再创造,不仅是对历史记载的补充,更是对历史本身的质疑。正如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都来源于小说,而非正史。王若虚通过这一点,巧妙地展示了小说作为历史补充的必要性。
在小说《遗神》中,王若虚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更是在思考如何叙述故事。曲少毫的经历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记录往往是片面的,小说则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通过对曲少毫的描绘,王若虚揭示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模糊界限,挑战了我们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认知。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遗神》中的细节描写极为考究,甚至包括“词条注解”和“事件年表”。这种细致的处理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可信度,也使得虚构的历史看起来更加真实。王若虚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将虚构与历史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
在故事的推进中,曲少毫不仅是一个记录者,他更像是一名侦探,努力揭开真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只能将真相转化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合理叙述”。这种设定不仅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叙述权威的质疑。
最终,王若虚通过《遗神》所传达的命题是深刻的:历史或许只是“官方小说”,而优秀的小说则可能成为“野史”。这一观点引发了我们对历史与小说关系的深入思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遗神》不仅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小说,更是一部探索历史与小说交织之美的作品。王若虚通过曲少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时,不能仅仅依赖于表面的记载,而应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真实与虚构。
原创历史上真实的金兀术,和小说里的完全不一样!
历史上真实的金兀术,与小说中的形象截然不同!
在中国东北辽宁省的铁岭市调兵山市,当地为金国著名大将金兀术塑立了一尊雕塑。这一举动引发了不少网民的不满和争议。话说回来,现代的网民似乎有些过于敏感,总是能在每个细节中找到不满。似乎,网络上的情绪从未有过平静的时候,这种持续的不满到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还是某种过度放大问题的退步呢?
举个例子来说,关于魏蜀吴三国的“正统”问题,许多人至今都在争论。如果让你从这三国中选出一个“正主”,你会选谁?曹操、刘备、孙权,哪一个更代表当时的“华夏”?虽然在那时“华夏”一词尚未普及,但我们仍然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讨论他们到底属于哪个文化或政治核心。
再比如,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的局面是否意味着“正主”的存在?齐楚燕韩赵魏秦,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力量和地位,那么,谁才是“华夏的正主”?同样地,在金宋辽的交锋中,金和辽不是华夏的民族,而宋却总被认为是“正统”。那么,为什么宋朝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正主”呢?这其中蕴藏着复杂的历史情感和政治理念,无法简单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
关于金兀术的历史,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停留在小说和戏剧中,尤其是在刘兰芳的《岳飞传》里,他就是金兀术的名字。这种命名习惯至今影响着很多人对他历史的理解。其实,金兀术的真实名字是完颜宗弼,“金兀术”是他的女真名字,意思是“乌珠”,也叫“金乌珠”,这与他父亲完颜阿骨打的历史地位密不可分。
完颜宗弼,虽然在大金帝国的将领中并不属于最突出的,但他却因与岳飞的对抗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真正让金兀术名声大噪的,是他与岳飞之间的殊死较量。虽然他在大金帝国并非最杰出的将领,但由于与南宋岳飞的对抗,成为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事实上,大金帝国最著名的两位将领分别是金兀术的父亲完颜阿骨打,以及金兀术的二哥完颜宗望。完颜阿骨打是金朝的创立者,也是最具军事才能的领袖,他几乎为金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完颜宗望则是金国的第二位猛将,在历史上有着更高的评价。他以少数兵力多次战胜辽朝和宋朝的大军,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出色的战神之一。完颜宗望的传奇战绩,尤其是在1126年俘获宋徽宗和宋钦宗,被认为是他的一大成就。
金兀术虽然不像父亲和二哥那样在战史中闪耀光辉,但在实际的战斗中也展现了极大的勇气和才能。尤其是在金国南下攻打宋朝时,他作为跟随者,屡屡以少胜多,为金国立下赫赫战功。
大金的第二号猛将完颜宗翰,也是一位不容忽视的英雄。完颜宗翰不仅在多次战斗中屡建奇功,还参与了重要的军事决策和对外扩张。他的勇武和才智使得金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金兀术在这些前辈将领的光辉下,虽然有些黯淡,但他依然在金朝的历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位置。
随着金朝对宋的逐步攻占,金兀术的军功越来越显赫。1137年,他被封为右副元帅,享受了与他的父亲和哥哥几乎相等的权力和地位。到1139年,他成为了金朝的都元帅,开始统领整个金国的军事和行政事务。他不仅负责军事,还开始直接管理国家的政务。
金兀术的权力达到了顶峰,1139年,他被封为太保,负责整个金朝的军政大权。可以说,他是金朝历史上少数几位拥有如此巨大权力的将领之一。1141年,他和南宋签订了“绍兴之盟”,标志着金朝在华夏大地上的政治霸主地位。
最终,金兀术在1148年去世,但他的历史地位并未因此被抹去。1175年,金朝的继任者为他追封了忠烈的谥号,表示对他贡献的肯定。在当时,金兀术甚至得到了祭祀的荣誉,进入皇家寺庙接受后代的供奉。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兀术和岳飞,甚至是辽国的耶律休哥和韩德让,都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即便他们并非“汉族”成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贡献和影响,不容忽视。因此,铁岭市在调兵山市设立金兀术的雕像,并不是一个过分的举动。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当地为了弘扬家乡文化、吸引游客和发展经济的举措。或许,这座雕像并不是在赞扬金兀术的敌对行为,而是在展示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表达出历史的宽容和包容。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更加宽容、大气,而不是过于纠结于过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我们总是陷入这些纠纷和争议,就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和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