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黑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没人指责她抹黑国家

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韩国的女作家韩江。对，你没听错，就是那个我们可能都不太熟悉的韩江。

这次，韩江不仅成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成了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

可能有人会问，韩江是谁？她怎么就突然火了？

首先，韩江可不是那种一夜成名的作家。早在2016年，她就凭借《素食者》这本书，打败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才拿到了布克文学奖。这个奖可不简单，它是和诺贝尔文学奖、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并称“世界文学三大奖”。

到了2018年，韩江的新作《白》又让她再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她的《少年来了》还入围了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的决选短名单。2023年，她的《不做告别》又获得了法国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

韩江的作品很有深度，她的文字看似清淡，但却总能给人一种若有若无的压抑和窒息感。

她的《素食者》就是最好的例子，讲述了一个受难的女性的故事。女主人公英惠为了逃避来自各方面的暴力，选择拒绝肉食，最终走上了一条极端的反抗之路。这部作品用一个看似怪诞的故事，尖锐地指出了韩国守旧传统对女性的压迫。

除了《素食者》，韩江还有很多其他优秀的作品。比如她的《人类行为》，也是重点关注“抵抗人类暴力”这一主题的。在2016年布克文学奖颁奖典礼上，韩江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经常会思考，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

韩江出生于1970年，她经历过韩国光州事件以及后续的历史转变。这些历史事件对韩国影响深远，也成为了她创作的灵感和资源。她的《不做告别》就是写济州岛四三事件的，围绕驻韩美军在济州岛的屠杀事件展开，讲述同族相残的历史伤痛。另一部作品《少年来了》则是写光州事件的。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沉重的历史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历史的伤痛与撕裂。

有人说，韩国文学是伤痛的文学，而韩江的作品更是如此。她的作品探究的是人类最根本的悲剧与伤痕，是绝望至极中才能感受到的那束微弱救赎之光。

韩江的《少年来了》、短篇《一片雪花融化的瞬间》和《白色挽歌》被称为“灵魂三部曲”。

“我要摸索着写下那些不起眼的、软弱的人们为什么在痛苦之中做出那样的选择。避开痛苦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把痛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来对待，除此之外毫无办法。”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确实如此，批判和揭露是一个作家需要去面对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承担。

不过啊，在中文网络上，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文学就应该唱赞歌，就应该歌颂美好。比如司马南就曾经说过：“这赞歌都不唱了，这文学艺术变成什么样了。”还有那个网络大V孔庆东，更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玩起了阴谋论：“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它很可能里面有个圈套”。

在中文网络上，莫言还经受过长时间的网络暴力呢。那个叫“毛星火”的所谓网红，甚至上法院起诉，要求莫言赔偿14亿元的精神损失。

但是，韩江就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她的作品揭露黑暗，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韩江的作品从更为根源的层面上回望生活的悲苦和创伤，笔墨执著地袒护伤痕，充满探索的力量。”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评论韩江的作品：“她直面历史的创伤和无形的规则，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暴露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性。”

在韩江获奖的消息公布以后，韩国民众可是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兴奋之情和致敬之意，大家都称赞荣获诺奖是韩国文学史的丰碑时刻。

奇怪的是，没有人用“只有出卖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样奇怪的言论来把她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也没有人给她扣上什么“韩奸”“卖国贼”“反动文人”的帽子。

想来，大概是因为韩国没有司马南，更没有毛星火这样的妄人。

韩江的获奖，让韩国文学再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认可。有言论曾经说过“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越来越不受重视了”，但韩江获奖后的超高热度却表明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也不缺少关注和重视。

司马南和孔庆东等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贬低，只不过是一种低智的意淫罢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位作家——余华。他的作品《活着》也是讲述了一个充满苦难的故事，但却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曾经说过：“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韩江的作品。韩江的作品虽然充满了沉重的历史感和压抑的氛围，但却能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希望的光芒。

最后啊，我想说的是：祝贺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让民众看到了韩国文学的魅力和力量，也让民众更加珍惜和尊重每一个作家的努力和付出。

愿中国的作家们也能像韩江一样，勇敢地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书写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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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作品要以揭露黑暗为主

2014年03月17日 09:07

葛浩文以“市场”作为翻译中国文学的准则，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思想在发挥作用。因为中国人在欧美国家的这个“市场”里，除了“东方主义”长期以来积淀下的那种形象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形象。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都决定了西方读者应该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废都》更有兴趣，而与《高兴》有所隔阂才对。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社会对我们中国人自己所重视的这类以思想性见长的小说没有丝毫兴致，连葛浩文都说《废都》“无聊”，不愿意亲自动手来翻译。令他们觉得有趣和亢奋的是像《高兴》这样直接来展示当下中国人，严格说是当下下层中国人流离失所的小说———这类小说的生活细节表现得越直接越好。至于那些像表现知识分子阶层的灵魂骚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性探求等更能体现出现代性诉求的作品，则不在他们的关注范畴之内。

这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喜欢像《高兴》这类的作品，而是说他们对这类小说的独尊与推崇，主要是基于一种不正常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或许可以从阿里夫·德里克批判欧洲怠慢东方国家的一番话中，体味出一些滋味来。他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一文中说：“这些社会（指东方国家，笔者注）非但被视为有别于欧洲发展的同时代模式，反而被置于欧洲早已抛在后面的发展的某一台阶上。它们让欧洲人隐约看见的不是作为可选择的现在、而是欧洲发展的一个过去阶段，即人们所描述的‘我们同时代的祖先的一种理论’。”这段话有些残酷，我们不怎么愿对号入座。可不管愿意不愿意，东方国家与欧美诸国相并列时的“映衬”地位是更改不了的，即我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想起了欧洲的“一个过去阶段”以及“祖先的一种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欧美读者不喜欢阅读我们的知识分子小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厌恶有思想性的小说，而是认为我们的文学还远没有“进化”到可以来探讨思想的高度，或者想得再坏一些，即某些西方读者或学者抱有一种类似于“观淫癖”等不健康的心理来看待今日之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的小说写得深刻不深刻没有关系，作家的思想现代不现代也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必须得从我们小说中读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以及中国人畸形、变态的情感生活。唯有如此，才能印证出我们的发展与他们是不同步的。

在欧美国家的认知范畴中，中国文学只能在反映中国现阶段的愚昧生活和欠缺的人格方面有所作为，一旦离开了苦大仇深的线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那些以欢愉、享乐为基调的性爱小说，甚至包括像《废都》这样借性爱喻体来表达社会价值信念崩溃的小说，都引不起他们的阅读欲望。他们的阅读期待心理是，要想暴露社会的黑暗以及国人价值信仰的崩溃，就直截了当地描写出来，别用那些象征、暗喻等拐弯抹角之类的东西。因此我们说贾平凹与葛浩文是一场错误的对话，贾平凹试图以思想的深刻性，外加凌厉的性描写来对美国文坛发起冲击；而葛浩文则认为，贾平凹所秉持的这两条，都不足以与《高兴》中所展示出来的农民工的生活，也就是社会政治性相抗衡。如此说来，欧美人好像对小说中的性描写部分不感兴趣，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较为严肃的现实描写。

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喜欢性爱描写，只是不稀罕出自中国作家之手的这种描写。卫慧的《上海宝贝》在西方社会颇为畅销，许多人便以为中国作家是可以凭靠“性爱”之利器打入西方市场的，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如果不是官方针对《上海宝贝》发布过一个所谓的“禁售令”，就凭这本书中所描写的同性恋、吸毒以及手淫那点事———在西方社会里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是断然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归根结底，像《上海宝贝》这类在思想和艺术上都颇为低劣的小说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登陆，凭靠的并不是这本书自身的魅力，而是因为我们把该书定性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样板，从而勾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总之，《上海宝贝》的“出奇制胜”，靠的还是中国“政治”这张牌。缺少了这张牌，西方人是不会对出自于中国人之手的性爱小说感兴趣的———中国的性爱只能借助于政治而存在，偏离了政治的性爱是无人观赏的。读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涌上心头：西方人既然对我们的性爱描写不感兴趣，为何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小说时，还为其增写了一些原作中没有的性爱片段？

问题的玄机就在这里。我们的作家凭靠纯粹的性爱描写是难以敲开欧美文学之大门的，可是如果书中展现的是政治主题，那么适当地增加一些性爱描写的片段，则又会大受欢迎。这不难理解，一则是性爱，特别是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性爱，能更好地烘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二则性爱能有助于更好地调动起作者的阅读兴趣。中国的政治是有趣，可整本书光是政治，没有其他的调味品，就难免会令人觉得单调。

翻译界对葛浩文添加原文中没有的性爱片段，有过不少学理上的探讨。其实这压根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仅仅是个市场策略问题：政治+性爱，便是中国文学这个“商品”在欧美市场上的“卖点”———一部作品能否畅销，就得看这个“卖点”是否具有吸引力了。总之，我们的本土研究者和作家赋予我们的文学很多功能，但是在欧美的翻译者和读者那里，这一切的一切都统统被简单化了，即我们文学的全部价值似乎就在于与政治，确切地说还是与落后的一国之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游离于这个题材和主题之外的中国小说哪怕再优秀，也难以在欧美文学舞台上一展风姿。

葛浩文以“市场”作为翻译中国文学的准则，看上去是远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思想在发挥作用。因为中国人在欧美国家的这个“市场”里，除了“东方主义”长期以来积淀下的那种形象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形象。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翻译，短期看，由于符合西方人的心理期待，容易叩开西方社会的大门；但是，从长远的效果看，不但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进一步误解与扭曲，还会使中国文学离着所谓的世界中心越来越远，而成为“非文明”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