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悠《雍正》：历史小说创作的当代风格
最近，“历史和文学的碰撞、激荡与交融——《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研讨会”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举办。
《雍正》是作家、学者郑小悠的长篇历史小说。她选取了从九龙夺嫡的权力变革到雍正开创事业巅峰的历史关节，以政治举措、君臣关系两条主线重现历史场景，讲述了雍正、年羹尧等近120位历史人物在“牵一发动全身”的政治环境中的命运浮沉。
《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研讨会现场
一个刑典的小吏，可以撬动一个朝代的更迭
《文艺报》前总编辑梁鸿鹰从我国的历史小说创作传统谈起，谈道：“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厚重的历史土壤诞生了我国精彩各异的历史小说。从储位之争到君臣之变，《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重新构造，从九王夺嫡写起，这一时间节点的选择恰如其分，权力交接中折射了社会各层级的人心世态，营造了作品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在叙述手法上，作者写得含蓄克制，表面上风轻云淡、针脚绵密，实际上刀光剑影、暗潮涌动。全书围绕着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以及雍正上位后的政治举措，两条线索齐头并进，情节密而不乱，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
梁鸿鹰也谈道，郑小悠以靠近实际、尊重历史的底色打造文学真实，继承了中国从历史小说中知兴亡、鉴得失的优秀传统，“以实证史学为职业底线”。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鸣飞说：“作品的核心在于硬核的社科内容。”与阿西莫夫的“硬科幻小说”类似，郑小悠的小说可以看作是“硬核社科幻想类小说”，它从历史中采撷坚实的材料，然后将它们编织、合理化，普及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历史知识。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表示，一个刑典的小吏可以撬动一个朝代的更迭。不同朝代的制度不同，会影响到具体事件的策划和安排。《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有着大量对于典章制度、文化器物的详尽书写。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表示，《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是继二月河《雍正皇帝》之后又一部描写雍正的长篇历史小说，郑小悠聚焦于君臣之间的心理猜忌与较量以及年羹尧的浮沉命运，写活了雍正这一人物形象。
历史小说通过文学普及历史，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彭学明指出：历史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无论是喜是悲、好坏成败，对当下的做人、做事、做官都有借鉴启迪意义。
关于学术和通俗的平衡，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柳建伟认为：历史小说中蕴含着重大的学术命题，它与现实题材的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不能违背史料、要写完整的事件。但是，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胆的虚构往往使人信服，这是小说对历史的填补。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也认为：历史学家要写文学创作、写一部小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只有敢于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跳出局限，转换创作主体，能创作、敢创作，才能写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历史小说。
在人物方面，丛治辰也指出，关于一个人的不同史料往往能呈现出人的复杂性。而人深度的内在复杂性恰恰是历史小说的价值所在。在彭学明看来，郑小悠笔下的雍正，与二月河相比，人物形象更加丰富：既有大政、德政、勤政的方面，也有“帝王心术”的铁腕、铁血和铁石心肠，还有在百姓面前的柔情和真性情。“通过用文学和文字正面迎接历史、拥抱历史、书写历史，通过文学的想象和创造以及文学的表达，使历史显得如此的生动有趣并且有味。”
在语言方面，白烨指出：“文白相兼”的叙述特色，恰好符合了历史背景应有的语言特点，展现了历史与文学的统一性。《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也认为：“郑小悠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岳雯也指出，郑小悠的语言信息密度大，工笔细腻，运用了大量的成语、典故。这使历史小说的阅读节奏与一般读物不同，使人欲罢不能，是独属于历史小说的阅读趣味。
刘颋梳理了雍正形象在文学文化史上演变的历程：从妖魔化，到世俗化，再到一个人真正的复杂性、多样性。千百年来封建社会一路走来，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代际的压力和竞争，这是不健康的传统心态。刘颋也表示：恰恰是走到了今天的高度，才更应该将被崇拜的权力拉下神坛。我们要以客观的历史高度和立场来看待帝王心术、君臣间的心理博弈，“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聂茂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出版展明末清初大时代风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7月19日讯（记者 廖慧文）近期，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茂所著的四卷本、108万字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石船山，故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诗人、词人，“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王船山一生所写著作无法精确统计，仅目前收集到的就有100多部、400余卷，共800余万字。
《王船山》一书于6月下旬推出。7月入选《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单。本书聚焦王船山的生平，以独特的视角、小说的体裁、新颖的手法，塑造了以王船山为代表的衡州学子群像，书写了王船山的琴、棋、书、画四个表妹底层人生的悲剧命运，并将南明这段复杂的历史异常巧妙地揉入其中，充分展示了王船山历九死而未悔的艰难人生。
全书主要刻画了王船山四个方面的人格意象：一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黑暗中的人性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描绘出王船山非凡的品性情操与旷世的思想成就，并全方位、多维度呈现出所处的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的大时代。
《王船山》是聂茂耗时十二年的倾心之作。“在个人求学、学术研究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船山先生的影响。” 聂茂表示，王夫之生活轨迹很简单，核心生活区域就在老家衡阳一带，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十分稀少，他相关的师友亲朋的历史资料更少。聂茂曾几度想过要放弃，是船山先生坚韧不拔的精神不断鼓舞着他最终完成定稿。
“作品融王夫之的诗词、著述于小说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气息、诗性品格和思想深度。”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鲁迅文学奖得主陈思和在推介中说到，《王船山》情节起伏，过程跌宕，扣人心弦，真正做到了传奇性、可读性与史实性的高度融合，是近年来长篇历史小说的新收获。
长篇小说《空城纪》构筑古城与今人的情感共同体
——读邱华栋长篇小说《空城纪》
继为北京三千年城邑史、八百年建都史立传著书之后，作家邱华栋再次回到时空深处，为从汉唐延续至今上千年的西域古城编写纪年，由此创作出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译林出版社）。全书采用石榴籽式的叙事结构，分“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六章，生动再现了六座西域古城的兴衰沉浮与历史变迁。
“纪”一般指记载历代帝王事迹的一种文体，在《史记》中司马迁以“本纪”的形式记录了自黄帝以来至汉武帝的言行政绩。邱华栋将小说题目定为《空城纪》，则是“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记录”，呈现解忧公主、冯嫽、班勇、傅介子、宋云等一众人物，为巩固国家统一稳定而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作者重新挖掘历史尘埃中的个人故事与集体记忆，以丰富的想象力、多层面的感官描述、人物的内心独白以及“在场”的第一人称视角，生动还原了汉唐以来西域古城的重要历史现场。
在忠于历史事实和尊重历史人物的基础上，邱华栋力图捕捉和想象西域古城中人物的内心声音，展现他们的个性和情感，从而使宏大的历史叙事不至于空洞乏味。在“第四窟：第420窟，一个士兵”一节中，他以为国征战的大唐军骁骑尉张君义为故事原型，用第一人称集中展示了人物在家国有难、冲锋陷阵时的复杂情思。在“帛书：不避死亡”一节中，作家通过班勇之口展现了父子两代人为守护西域安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无畏精神。在“钱币部：汉佉二体钱”一节中，作家借一枚铜钱讲述尉迟瑶不惜牺牲自己来拯救千万生民和牲畜的故事。在这些人物身上，小说更多凸显的是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亲情的爱护扶持、对国家的报效尽忠，以此致敬“汉唐盛世西域大地上那些奋斗和掘进的人物”。
时光流转，西域古城曾人流如织、辉煌一时，又埋没在历史沙尘中，逐渐成为“空城”。然而，关于它们的过往却因一枚古钱币、一把汉琵琶、一纸帛书、一座佛像留存至今。作家钩沉史料，用“物”的使用联结“人”的沉浮和“城”的兴衰，赋予器物以鲜活的生命体验。“不避死亡”的帛书激起深陷牢狱的班勇活下去的勇气底气；“根在中原”的砖书传达了张雄对祖国统一事业的赤胆忠诚；“心是归处”的毯书支撑着王延德艰辛跋涉，出使高昌回鹘。与此同时，作家还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等文物为叙事线索，让读者参与并见证汉唐以来西域人物爱国爱家的一面。
有学者曾评价邱华栋的《北京传》是一部“古今贯通与‘今天’立场”的城市传记，而长篇小说《空城纪》同样带有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与衔接。《空城纪》每一章的最后都是讲述现代人“我”对历史遗迹和文物的寻找，进而重新与汉唐时期的西域古国发生关联，完成了对每一座西域古城的完整叙述。古城不古，空城不空，历史在邱华栋笔下洗尽铅华，人物的爱恨嗔痴、悲欢离合成为小说最吸引人的“灵韵”。在西域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众多人物和器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如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每一颗都蕴含着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民族交融的深情厚谊。西域古城中的人们怀揣对家国的赤子之心，共同创造了这片大地上绚丽多姿的历史与文化。
《空城纪》将古城中的人和万物熔铸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实体，蕴藏丰富的历史记忆、文脉传承和情感寄托，反映出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次文学实践。
（作者分别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