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现时隐的幻象

在石黑一雄获得诺奖后，移民三杰的说法再次被媒体提及。简单介绍一下奈保尔，他是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的印裔人，来自于婆罗门家庭，长大以后凭借奖学金在牛津读书，最后定居在英国。他擅长根据游历经验，联合查阅当地文献资料写就游记、小说，他写的家书中文版就接近500页。他经常被第三世界的国家权贵招待，当然也就为当地奇闻异事发声。作为印裔人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闻名于世，这本《受伤的文明》是第二本，创作于1975年。背景是“不服从运动”导致罢工和学生骚乱，甘地夫人下令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冻结了宪法。在美国出版社和伦敦出版商的资助下，奈保尔前往印度，将恐怖和暴乱的见闻记录于斯。

本来印度工业化的雄心已经扩散到种性各层，但其种姓制度和土地政策下，人们开始陷入迷惘，作为劳工和职员的印度人质疑国家是否能崛起。这本书走访了很多家庭，结合了当地书籍报刊进行整理，以独特的视角外部观察、分析印度社会的各种境况。这使得我们不止步于《罗摩衍那》和《薄伽梵歌》这样的古印度文学，而是从现存体制和社会全景出发，展现印度世界的活力和进步，当然这也连带让我们思考普遍的激情退却，在面对凋敝萧条的村庄，人们是否仍旧依赖于往昔的畅想。精神的反抗和挑战过后，人们是否倦怠凭借对信仰的虔诚，对印度人民自身的信任，将国家带到一个开化的状态上。如果人们凝聚起来，却发现是空欢喜一场，制约印度经济的依旧是层层叠叠的隔膜和分歧，那么人民是否陷入自我怀疑。

奈保尔这样解释印度的落后，在稳定带来的幻象之下，“印度人被征服得太久了，他们在智识上已经寄生于其他文明。为了在依赖中生存，他们保持着本能的、非创造性声明的避难所，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宗教思想；从更世俗的层面上说，他们仰仗着他人的理念和机制来让国家运转。”奈保尔在《纽约书评》上连载了这次旅行中写下的游记，采用的是他自认为的旧方法，与人互动，有风景，还有旅行的艺术。

当时奈保尔还是四十三岁，已经从印度社群的视角跳脱出来，能够掌握描述家庭、家族和社区的能力。尽管印度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但他依旧不断在精神和记忆上回溯到这里，看到自身血缘和地缘方面的联结。印度从国家层面上陷入“停滞状态”，奈保尔拖着旅行箱，飞机在这个充满挫折的地方落下。奈保尔回忆时脑海里闪现着童年时期古老印度的仪式，100年是他祖先过渡而来的旧传统。在认识到祖父与自己之间的跨度时，他知道历史在崭新的地点上朝他招手。这是命运向前试探的征兆。

毛主席曾在文章中提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975年只是一个日期，是印度政治斗争里的一次波动，而后它继续维系着种姓制度，皈依于宗教对精神的统领。奇怪的是，政治、宗教和所谓的现代化融为一体时，这种矛盾纠缠始终困扰着印度人，却也是它摆脱殖民地身份，渐渐为世界所接纳的理由。

有家可归，无处可逃

这几天读的两本，一本艾丽丝门罗写《逃离》，一本奈保尔的《半生》。 艾丽丝门罗写《逃离》，女人的出走。出走似乎是女人的天性。 逃离是人的天性，可是无处可逃。 他从印度逃到英国，从英国逃到非洲。但踏上非洲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他不属于这里，他藏起护照，藏起几张英镑，准备逃离。 如果说奈保尔是魔鬼，是文学的魔鬼，那么这本书就是他的“魔鬼之星”。我甚至开始恨他：他将人（当然也包括我）心底最后一件遮羞的衣服都撕破了，心底一丝不挂。 绝望是人的天性。一部悲伤的小说。

他把英语当作故乡

读完《印度：幽黯国度》，突然对奈保尔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他是在特立尼达出生的印度后裔，使用英语写作，被女王册封为爵士，还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用一句话总结：应该是一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之前读过他两本书。一本是晚期作品《魔种》，读得混混沌沌，感觉此人故弄玄虚，随便翻了翻就扔了。另一本是《米格尔街》，开头第一篇把我震住了：这个人太会讲故事了。米格尔街上的那些人物都是鲜活的，特接地气，又都不是常人，仿佛沾了点仙气，跟印度教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神仙有点像。 《米格尔街》是奈保尔的处女作。当时他二十啷当岁，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小说写得灵气逼人，像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读完之后，心悦诚服，满心欢喜。 《印度：幽黯国度》是我读的第三本奈保尔。仍然是简练明快的叙述，技巧熟练。有年轻人的心态和目光，跟那些动不动发思古之幽情的中年人游记大不相同。下笔诚实，既不为印度的落后避讳，也不掩饰对它的复杂情感，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好游记。 结尾一个小故事勾起了我对奈保尔本人个性的兴趣。奈保尔的外祖父来自北印度的一个婆罗门村庄，当时已去世，家人极力要求他回乡一趟。于是他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回去了一天，但和当地家族族长拉马昌德拉失之交臂。第二天他回到旅馆，发现一个乞丐守在房前，操一口印地语，骨瘦如柴、满脸谄笑，「一团白色、黏糊糊的唾沫凝聚在他的嘴角，看起来挺恶心。」此人正是族长拉马昌德拉。 族长走了好几英里路，搭上火车来到城里，多方打听才到了奈保尔的旅馆，随身还带着送给他的大米和祭品。奈保尔一见到他的病相就兴致不佳，加上族长极力相邀去他家一坐，反复纠缠，奈保尔早没了好声色，不分青红皂白就将族长轰了出去。写到这里，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近人情，动辄勃然大怒。同时他一面写族长可怜，又一面写他可恶，笔下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就如同他对印度的情感，爱恨交加，讨厌为主。 以常理揣测，作者写自己时难免会文过饰非，在读者面前给自己保留一个好印象，这是人之常情。这段故事奈保尔写得虽然克制，但还是流露出他的情绪化：控制不住地讨厌、大怒。作者愿意把自己的负面形象保留在纸上，一方面可以说他高风亮节，另一方面（我猜）他也明白自己有情绪管理的毛病。 无论如何，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形象崩塌了。 查了查资料，果然，奈保尔的私德的确不怎么样。他年轻时虐待妻子，有情妇，还常常找应召女郎。他需要妻子帮忙编辑书籍，又抛弃她跟着情妇去旅游。妻子死后两个月，他又出人意料地抛弃情妇，跟一个离婚的巴基斯坦女记者结婚了。两年前，衰病不堪的奈保尔不辞万里来到上海走穴，陪在身边的就是他的二婚妻子：纳迪娜-奈保尔。这个女人不得了，骄横跋扈，给主办方提了各种要求，对记者也没有好脸色，牢牢把控了奈保尔和外界的所有沟通。在她面前，轮椅上的奈保尔就是个提线木偶。 「除了文学写作，奈保尔就是一个恶魔。」现在恶魔衰老了，颤颤巍巍连一句囫囵话都说不清。这个在世最伟大的英语作家，说清楚一句英语都得靠妻子凑到耳边翻译。 英国人称奈保尔为移民文学三杰之首，言下之意是不把他当英国人。特立尼达国家太小，容不下这尊大神，奈保尔拿了牛津大学奖学金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这个小岛国。印度跟他更没什么直接关系。他是个漂泊无寄的人，有国籍，但没有国家，更没有故乡。他大半辈子生活在伦敦，离出生地半个地球，唯一的安慰就是写作。他自称「只为写作而生」，平生获奖无数。他举止粗鲁，脾气暴躁。他出身婆罗门，不信印度教，吃素。 他把英语当作故乡。他唯一的归宿，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