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军为何败在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誉为二战经典的转折之战，此战役以德军失败而宣告结束，德军损失150万人，从而迫使希特勒转入战略防御。因此，斯大林格勒会战也就成了苏德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点。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除了战略企图与实力相脱节，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兵力部署分散，形不成进攻重点；战线太长，后勤供应困难等主要原因外，临阵换将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致命伤。

“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孙子在《计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事”，其中“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还提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都是事关成败的关键一战，而双方的将领则是关键的关键。

当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锋逼进沃罗涅日时，希特勒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不占领该城，而包克元帅却想占领沃罗涅日，以彻底歼灭该地域内的苏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这使希特勒大为恼怒，当即撤销了包克元帅的B集团军群司令之职，由第2集团军司令魏克斯上将接任。

当A集团军群司令利斯特元帅拿下油田进展缓慢时，希特勒免去利斯特元帅的A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由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克莱斯特上将接任。克莱斯特上任后，虽然竭尽全力，也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冲击力丧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燃油。

当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弗朗兹·哈尔德表示忧虑和异议，认为斯大林格勒是不可陷入的，力主放弃这个作战计划并向西撤退时，希特勒免去了哈尔德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原驻法国的德军总司令库尔特·蔡茨勒上将为新一任陆军总参谋长。

当苏军在不断加强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时，希特勒下令将曼施泰因元帅的第11集团军扩建为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施泰因元帅任司令，并把保卢斯第6集团军、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利亚第3、第4集团军交与他指挥。而曼施泰因没有回天之力，代号为“冬季风暴”的反攻宣告失败。

当第6集团军面临全军覆灭时，希特勒授予保卢斯德国陆军元帅节杖，以鼓励其继续抵抗下去。他说：“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元帅被生俘的。”希特勒希望保卢斯能够战斗到底或自杀殉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保卢斯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

而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显示了苏军指挥员较高的军事才能。鉴于斯大林格勒异常严峻的形势，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谙熟兵法的朱可夫的谋略是将德军继续牵制在城内，然后通过“避实就虚”，打击德军虚弱的外侧，从而将德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市区。

库尔斯克战役前，东线德国空军航空大队的总体实力有多强？

德国东线空军在1942年底到1943年夏季进行了一些变更。高加索航空司令部，原本是在1942年11月25日由第1高射炮军司令部改编，隶属第4航空队。在1943年2月6日重新称为第1高射炮军。

支援中央集团军群的东部航空司令部，在1943年5月6日改为第6航空队。最初兵力包括第1航空师，第27野战航空管区，第12、18高射炮师，第10高射炮旅。另外编有几个空军通讯团。航空队司令为冯·格莱姆空军大将（未来的德国空军末代司令）。6月份，第6航空队又编入了第4航空师（斯摩棱斯克地区）。

这样一来，库尔斯克战役前，东线德国空军就有3个航空队：

第1航空队，配合北方集团军群；第6航空队，配合中央集团军群；第4航空队，配合南方和A集团军群。其中第4航空队最为强大，拥有东线约一半的作战飞机。

而第5航空队部分兵力，则继续支援芬兰战区德军。

为了准备库尔斯克战役，东线空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飞机数量从1943年3月底的1993架，增加到5月17日的2379架（含运输机）。而且此后数量还在不断上升。如第4航空队，在5月17—31日，飞机数就从1257架增加到1728架。

“司令”到底是多大的官？详解二战各国军队的最大编制和主官称谓

想了解这个问题，其实把二战期间各国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统计一下，然后再掌握各单位军事主官的称谓即可。之所以用二战时期为标准，是因为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大规模现代化战争，从1945年开始出现的多为“局部战争”，而从60年代起，各主要军事强国普遍进入和平时期的军队编制，无论是军队规模还是军衔体系，都不可能是峰值了。

先说德国，二战期间德军的最大编制单位为“集团军群”，军事主官称为“总司令”，多以陆军元帅或者陆军大将充任，负责某一战略方向上的战事。比如名将曼施坦因曾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隆美尔曾任“B集团军群”总司令等等，集团军群，顾名思义就是若干“集团军”编组在一起的战略单位，一般下辖两个到四个集团军，而集团军的军事主官被称为“司令”，比如那个倒霉的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上将。

欧美军队在体制和编制上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美英盟军在二战期间编组的最大单位也是“集团军群”，比如1944年诺曼底登陆后，美军就组建了第12集团军群，下辖第1和第3集团军（后来有扩编），军事主官称为“总司令”，由陆军四星上将布莱德雷出任。英军则编组了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蒙哥马利上将，不久晋升为英国陆军元帅。

在集团军群之下，各集团军的主官仍然称为“司令”，比如美第3集团军司令巴顿将军，军衔在当时则多为三星中将。而苏军走的是东方军队的独特路子，它的最大编制是“方面军”，方面军下辖两个以上的集团军，集团军再辖两个以上的军，而无论是方面军还是集团军的主官，都统一称为“司令员”，崔可夫中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是第62集团军司令员，而已经是元帅的铁木辛哥，担任的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所以苏式编制和主官称谓，也影响了我军在战争时期的命名，比如在解放战争中后期，我军最大的编制是野战军，主官称为“司令员”，但是下设的各兵团、各野战纵队军事主官也都称为司令员。包括地方部队的体制，无论是一级军区，还是二级军区、省军区乃至军分区，一把手都称为司令员，不了解具体情况确实不太好区分级别，所以《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陈大雷喜欢称老上级为“大司令”。

因为军区（那是新四军的二级军区）和军分区的主官都叫司令员，也就出现了一个军区司令员和六个军分区司令员的同时存在，为了显示区别，那只能把上级司令员戏称为“大司令”，其实也是种符合实际的非正式称谓。“司令员”这个名词是为了体现我军官兵平等的作风，但是在没有军衔体制的情况下，也着实容易造成级别混淆，其实林彪曾经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但是在统一序列后，又改为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

二战日军的最大编制是“总方面军”，也就是我们经常称谓的“总军”，以下是方面军和军、师团，在称谓上当然也有细微差别，总军的主官必须称为“总司令”，而方面军和军的主官则称为“司令官”。比如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到任时，该部的级别还是“方面军”，但是到了1942年10月关东军升格为总军级时，梅津的官称则改为“关东军总司令”，这才是专业的，日本陆军最后有六大总军，意味着有六个总司令职位。

蒋军在军阀混战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由于职务和军衔泛滥，已经出现了“司令多如狗，将军遍地走”的情况，比如警备司令、城防司令、保安司令等等，很难界定其编制级别。所以抗战爆发后为加以区分，集团军主官称为“总司令”（还有陆军总司令一职），战区主官则称为“司令长官”，后者是个典型的汉语词汇，日本人也受了些影响，其海军联合舰队的主官也称为“司令长官”。

解放战争时期蒋军的编制级别、职务称谓都有所改变，所以主官称呼也随之相应调整，在军以上的编制中，兵团主官称为“司令官”，比如廖耀湘被俘时就得自称：第九兵团司令官。再以上则为各“剿总”的总司令，比如卫立煌和傅作义等等，至于行营、绥署、军政长官公署的机构设置和主官称谓，之前多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

综合上述各国各时期的情况来看，说“司令”就是军队最大编制的主官，显然是不准确也不专业的，需要根据部队的编制级别、任务性质和军事主官的军衔，以及各种各样的前缀后缀，加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司令”这个名词，只是定义为某一军事单位的发号施令之人，究竟这个单位的编制有多大级别有多高，其实不尽相同。

另外说明一下几个特殊编制的主官称谓，“路军”的军事主官称为总指挥，比如第八路军朱总指挥等等，“军团”的军事主官正确称谓是“军团长”，比如第17军团长胡宗南，而抗战末期出现的方面军编制，在陆军总司令之下称为各方面军的“司令官”，比如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